毛中记忆点滴

易嘉

一、毛中解题：所谓“毛中”，乃毛市中学简称之谓也。其实，用“毛市中学”也就四个字，并不麻烦，而我故意采用这种称谓，是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当时，还处在文革末期，所谓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的时候。据说，当时监利县略为正规的中学有四所，即：监利一中；朱河二中；新沟三中；毛市四中。我所在的正是毛市四中，应该是四所中学中略差的一所，但建制是比较正规的；正值回潮，又兴起一股学习风气，正让我们赶上了，也是我们人生一大幸事；虽然，学校照样要安排大量的时间学工，学农，参加革命大批判，但明确是以学习为主，兼学别样。我记得我还参加了一个兴趣学习小组，是学气象预报。除了一天几次到气象园地里查看温度、湿度记录仪器指标之外，还要学习观察云层、背诵民间气象谚语和察看天气变化与一些小动物的活动关系。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兴味盎然，自此之后，我对天空不再是“云卷云舒”一个含糊其辞的浪漫感觉，也可以分析一番高积云、积雨云；也可说出月晕、日晕的含义，虽然使用的依据不外乎“月亮长毛、不雨也潮”之类的民谚，但那也是一种朴素的科学知识啊。我们正是在这种前提下，来批判“读书无用论”的。文化课的学习开始倍受关注和重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为大家的口头禅和普遍信念；语文课学习的重点除了毛主席语录和诗词外，就是鲁迅的杂文和诗词。这也都是中国文学的精髓与经典，偶尔有几篇古文如《捕蛇者说》、《石钟山记》，加起来已经足够我们掌握起码的语言工具和文学知识了。外语学得最差，也就是“毛主席万岁”这种简单句式的直译训练，不过26个英文字母应当是学会了的。

   我记得是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在语文课上老师教我们用缩略语简写，把一个较长的句子简化一下，以变得比较精炼，方便书写和表达。就像把“监利县毛市第四中学”简写成“毛市四中”，进而写成“毛中”一样，大家都能理解，表述起来简便多了，要我今天来说，可以用来举例的是一些国名，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简称为“阿联酋”，或者把“石油输出国组织”简化为“欧佩克”等。现在已经记不起来当时教我们语文的熊荒老师是如何举例的，只记得他布置作业要我们作了练习交上去。有一个毛市镇上的同学，好像是林三憨（大名林圣国），他的作业老师在课堂上拿来分析，他把一个长句缩写成五个字：“进综为民务”。这是什么意思？老师也傻了眼，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仔细审视原文，原来是讲他一个同学初中毕业就不再上学，而是“进到毛市镇的综合加工厂去为人民服务”了，结果就被他缩写成“进综为民务”。老师以此为例是说这种缩写或简称必须要与语境和习惯结合起来，否则反而会使读者如堕五里云雾，难以理解。但由于太搞笑了，这个细节记到今天也不曾忘记。

   林三憨在学校时比较调皮捣蛋，成绩不是太好，却具有恶搞逗笑的天赋，乒乓球和篮球都打得不错。后来据说是招工到了沙市某厂，但工作生活都不太如意，许多年前就听说他身染沉疴，辗转病榻；不知如今流落何处，亦或是否尚在人间？无法打听到他的消息，想来不禁泫然；人的一生也就是转瞬之间的事，我们同学两年并无太深的交往，只是这件趣事让我想起他来。
二、蕃茄的滋味：我尽管十二分地怀念毛泽东时代的文革乡村生活，甚至以为那几乎就是我们国家的黄金时代。但有一点却不得不承认，那时的物质极其匮乏，而生活物质短缺再怎么说也是乏善可陈。上中学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期；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农村来的学生，因为营养不良而面有菜色，一个个黄皮寡瘦；我从小就体质欠佳，更是细胳膊细腿，像个虰虰婆（蜻蜓的监利土称）。我记得当时一起从海螺到毛市中学上学的同学唐忠敦，因为家境较好，加上他的父亲俩兄弟就他这么一个独种宝儿子，看得也娇贵，所以生活优裕，不仅衣着光鲜，在我们穿着母亲手工做的土布鞋时，他穿的可是当时少有人穿的白帮球鞋；至于吃，那更是让我们垂涎欲滴羡慕不已：他每天都可以在食堂买菜吃，时常还可以吃带有肉片或猪油渣的荤菜；而像我一个月大概只能在食堂买三、四次素菜改善生活，解解馋；平时都用家里带来的醃菜、酢辣椒或腐豆腐下饭。他也从家里带食物来学校，但他带的是什么呀？是整罐白花花的猪油和磨得又细又香的糯米粉。把米粉用半碗开水冲熟，挖上一匙猪油拌进去，那个美味不要说嚐了，想一想都是一种享受。因此，唐忠敦长得肥头大耳，大家给他取的绰号是“胖墩”，与《小兵张嘎》中那个虎头虎脑的“胖墩”同名。应当说，他代表了当时同学中最富裕的水平和最高档次的生活。不要说我这种家庭贫困的孩子，就是一般同学在生活上也难以望其项背。可见当时学校里不少同学常常处于一种半饥饿状态。
   文革后期，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毛市镇的供电设施已经瘫痪，镇上居民们不用电灯，一般只有单位才备有柴油机发电自用。那时学校肯定也没有能力自己发电，所以学生上晚自习是没有电灯的，每个学生自备一盏煤油灯，为了节约还不能把灯芯捻得太大。奇怪的是就是在这种昏暗照明条件下大家勤奋苦读，却很少有人视力下降，一个班上戴眼镜的同学也就三两个人，哪像现在一个班的学生差不多有一半人戴着眼镜，有的镜片还像瓶子底一样厚，看着也头晕。点着油灯上自习最大的好处，是大家学习专心，而且气氛特别温馨。有些同学油点完了，一时之间又无钱打油的，同桌的同学就会把自己的灯向你偏一点，两人凑在一盏煤油灯下读书、写作业，就像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样，缱绻情深。我的同桌还真是一个女同学，名字叫小芳，“冉小芳”，是一个非常挚朴的女孩子，长得黑黑的，样子憨厚纯朴，家庭出身也是普通劳动人民，所以并没有瞧不起我这个乡里伢，成绩不是太好、长得也不妖娆，所以也不耍小姐派头；尽管我和她没有像歌中唱的那种“同桌的你”那么浪漫、暧昧的深厚友谊，但是相处也还不错，从来没有用粉笔在桌上画过“三八线”。有一阵我的灯里没有油了，她就把灯放在桌子中间我们共用。记得高中一毕业，她就跟二班的一个叫“秋山”的男同学谈朋友，我们有过一次短暂的相逢，却始终没有太多来往；说来我不是一个看重友谊和情份的人，却往往被一些利欲小人牵着鼻子转。现在回首往事，我常常以此批判自己。

   那时下晚自习，镇上走读的同学陆续端着油灯回家去了，远远地可以听到街心的青石板路被踏得“呱哒呱哒”一阵响；我们住校的同学把油灯送回寝室，大家却并不急于上床睡觉，而是要解决碌碌饥肠的问题，不然躺在床上也难以成眠。解决的办法对于唐忠敦这样的同学还好说，冲上一碗猪油米粉，就吃得额头冒汗满嘴冒油，当然不存在饥饿问题；但对大多数人来说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开始，有调皮的学生偷偷翻窗爬到食堂里去找一点残羹剩汤吃，后来被发现了，就是班上、年级，甚至全校性的批判会就一场接一场，除了批斗，就是检讨，从此灰头土脸、无法抬得起头来，因此再调皮也不敢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了。不过饥饿是最能激发人的创造能力的，不久，新的方法被人摸索出来了，大家像一窝地老鼠，鬼鬼祟祟、三五成群地溜出学校，趁着夜色去打野食；现在想来中国民谚说“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可能都是从切身体验中总结出来的。离我们学校不远就是毛市镇的蔬菜生产基地：金星大队的田垅。月色溶溶，蛙鼓虫鸣，影影绰绰中大家在地头蹓跶，好一幅学子夜游图。大家嘴上讲的是课文与习题，可那付贼眉鼠眼总是朝菜地里的蕃茄架打量。一旦看准，伸手就摘下一个西红柿来，也不必讲究卫生，在衣襟上擦一擦，就大口地吃起来。
   说到西红柿，我很长时间习惯叫蕃茄，其实当时更本土化的称呼是“洋茄子”，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我们那里刚引进不久，品种也还没有太多退化，加上施用的都是农家肥，一只只长得又红又圆，模样十分招人喜爱，所以起初是当水果来吃的，只是因为味道太酸，又带有一股特殊的腥味，所以不如正宗的水果受人欢迎。但现在，现从田野里摘了来吃味道可不一般，一是新鲜；二是肚子饥饿。三口、二口就把一只蕃茄吞进肚中，沾在嘴唇上的几粒蕃茄籽也要用舌头舔到嘴里吃掉，再咂吧咂吧嘴，那真是余味无穷。
   旧时在我的老家，长在地里的瓜果，路人摘食一二个解馋止渴，只要不糟蹋和带走是被主人允许的，并不视其为偷。西瓜地的看瓜老人甚至会主动邀请过路人稍事休息饱餐一顿，好客固然是好客，更主要的是向人炫耀自己的瓜好。我们吃蕃茄也是如此，起初并未引起主人的不满，后来吃的多了，才出面制止，我们不得不放弃这充饥的美味。想起金星大队的蕃茄，今天依然觉得那才是真正好滋味纯正的西红柿——当时我们叫它为番茄。

三、遍地英雄：想起当年我们上学，精神生活可谓单调但精神世界并不贫乏，不像现在的孩子们那么多可供崇拜的偶像，有影视明星、歌唱明星、体育明星，一个个美仑美奂，勾魂摄魄，大家热忱地组织“粉丝团”，参加见面会，忙忙碌碌、乐此不疲；一旦把持不住，就容易变得五迷三道。我们那个时代，媒体业极不发达，没有大众造星的手段，时髦的孩子顶多也就是对某些电影演员熟悉一点，但是，电影也不多，无非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些战争片，偶尔有一部《五朵金花》这样的生活片，还随时准备挨批判。我们心中唯一的偶像就是毛主席，可谓单调至极。说不贫乏，是我们对毛主席的歌颂和赞扬，无穷无尽，绵绵不绝；一半出于政治任务，一半发自内心世界。文革中也有崇拜得近乎疯狂的举动，如有一个红卫兵，打着赤膊就把毛主席像章穿过皮肉挂在胸前，挂得鲜血淋淋，还面带甜蜜的微笑，作为粉丝行为这比起杨丽娟崇拜刘德华来应当有过之而无不及。   等我到毛市中学上学时，文革的疯狂已经到了强弩之末，我们又开始崇尚知识和学习文化了，但这时也只是略有回潮还没有到蔚然成风的程度，而那要等到七十年代末。此时还是1973、74年。我最近在博客上到处找记录六七十年代的文章读，以补充对这个时期红色记忆的薄弱之处。
   毛市在那个时期是一种区的建制，下辖公社。记得那时有缷市、姚铺、南剅、福田、分盐、柳关等十多个公社。公社大都设有初中，我们都是从公社的初中毕业后升到毛市中学读高中的。报到之后不久，学校搞了一次摸底考试。考试成绩似乎没有张榜公布，也没有公开排名；但大家基本都知道一个大概情况，私下里找老师打听，指指点点、议论纷纷。那时有很强的地域观念，暗中在比较哪里来的同学实力最强？我是从姚铺来的，大概有八九个同学。摸底考试的结果，缷市的一帮同学表现优异，他们的领军人物主要是李时银和孙春亭两人，成绩既好，又具有领导者的风范；分盐的涂阳科数学成绩名列前茅，瞬间便成为大家瞩目的风流人物；姚铺有田波平、我和夏昌良都还考得不算太差。不过，在我们心目中，数理成绩是一流的，排在前面；语文成绩只属于二流的。田波平的数学比我和夏昌良都要强一些，也算为姚铺争了一些面子。接下来就是分班，虽然没有快慢班一说，但高中三个班基本还是按成绩来划分，最好的应该是三班，二班次之；一班相对来说，成绩是要差一点。三班的班长是胡思贵；二班班长孙春亭；一班班长是我们姚铺来的周建成，姚铺来的同学，除我和田波平、夏昌良三人分在三班外，其余人都分到一班了，有周建成、周焕成、周焕兰、唐忠敦、邓嗣香、向振炎等人。李时银担任学生会主席；颜家振担任团总支书记。毛市中学直接由初中升到高中来的同学大部分都在二班；成绩处于中上等水平，特别出色和优异的学生似乎不多。
   当时的毛中也是以成绩论英雄，每一学期的期末考试都是三个班的一次集体成绩大比拼，也许大家嘴上并不这么说，学校也从不张榜公布，但老师会对考试优秀的学生另眼相看，这就是一个信号。大家的目光自然就聚焦到那几个特别优秀学生的身上，仿佛他们头上罩着一圈光环。我记得教我们数学课的戚名凤老师特别欣赏的是涂阳科和田波平，因为他们人聪明，脑瓜子灵，数学成绩特别好，这让我们十分羡慕。崇拜之余，也不免有几分妒嫉。董阳的语文成绩比较好，熊荒老师也会对他喜爱有加，二班的同学因为班主任刘金钟老师是教物理课的，许多同学对物理课就多下功夫，成绩也好。师生之间就是这样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说到这里，我要提到我比较欣赏的一个叫孙勇的同学，那时他的妈妈是镇上银行的会计，家庭条件是相对比较好的。就像赵本山小品中说的那样，当时普通人家有的一样“家用电器”就是手电筒；可是若再看高一个层次的富裕家庭，可能还有一台收音机，这就非常令人羡慕了。我记得孙勇家就有一台收音机，红灯牌，木制外壳。孙勇和我一样比较偏文科；作文尤其好，当时，我们的作文常常被老师作为范文推荐给大家。但我在心底里有一种自愧弗如的感觉，他的知识面比我宽。我在写一些风花雪月的情感文字的时候，他就可以对国际时事发表议论，用的一些词也很新颖。记得他有一篇作文写到美、英帝国主义对中东海湾的干预和控制时，用了“染指”一词，让我印象十分深刻，不仅课文中没有，老师上课没有讲过，一般报纸社论上也不常见，可是他使用得恰如其份，形象而且生动，让我佩服得差不多要五体投地才好。
   孙勇有一个浑名叫“油鼻子”。可能家庭生活条件较好，吃的油水较多，鼻子上经常冒出一层亮晶晶的油来，唐良明（别名“唐憨”）就给他取了这么一个虽然不雅却很贴切的别名，当时，在课堂上，唐良明、夏昌良、孙勇和我，常常坐在靠后一排的座位上，听课听到兴趣不大时，就搞点小动作。唐良明平时一本正经，其实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夏天有一阵子，我同孙勇走得比较近，他邀我到他的家里和他一起睡觉，这样好聊天，每每聊到很晚。   但后来，他出了事，不知是谁向学校告密，说他偷听敌台。当时，台海局势经常会比较紧张，国民党叫喊要反攻大陆，我们则要解放台湾。双方都利用电台制造舆论攻势，此外，还有“美国之音”和一些宗教电台的对华广播。孙勇可能有时在无意间，把收音机调到这些所谓敌台的频道上了，我相信一个高中学生绝不会有意借此通敌，但在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情况下，仅此一项“偷听敌台”就可把一个人打成“现行反革命”。最后，学校还是采取保护学生的态度，并没有把孙勇打成反革命，但思想不健康的帽子还是扣在他的头上了。从此，孙勇表现得沉默寡言，常常是独来独往，老师也不再向同学推荐他的作文了。我也因为在出版墙报之余，画一些青松、白鹤，云霞飘渺的水墨画，被追求进步的同学打了小报告，说我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班主任刘德仕老师苦口婆心、声色俱厉地将我批评了一顿，从此也精神萎糜、一蹶不振，我们都被划在思想不健康之列，俨然一对难兄难弟。可为防止别人疑心我们搞小宗派，我和孙勇也不再联系，更不要说还到他家就宿、聊天了！
   最为遗憾的是孙勇似乎没有上大学。七七、七八两年，毛市中学的这一届高中，三班和二班先后考上大学的有二十多人。除我一人考文科之外，其他同学都考了理科，我觉得若是将所谓“收听敌台”一事既往不咎，孙勇上大学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他最适合读哲学系或政治系；那他一定会有一番作为。这当然是一种假设而已。我离开毛市中学后只见过孙勇一面，我想他这一生，除了心理上有些落寞之外，日子一定会过得会平静而充实。当然，这又不过是我的一种一厢情愿的推测而已。李时银在厦门大学教数学；涂阳科在天津某医院当了一名肾病科大夫。唐良明早早去参军，复员后在平安保险一家公司当老总。其他人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也有些人出乎意料之外，在别的方面异军突起，做出很出色的成绩，如在监利的同学中，蔡历华在他的工作业余进行文学创作，写作出版了大量小小说，据说监利县的小小说创作已经形成一支蜚声文坛的生力军，蔡历华也是其中一员，而当年在毛中，他似乎并不没有太出色的文学才华的表现。可见高中不过是漫长人生中一个小小时点罢了，虽然对一生都有影响，但对人生并不具备决定性的作用。想起当时读的一首毛主席诗词《七律·回韶山》，最后两句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我们那一群从田野里走出来的少年相对74届的毛市中学而言也算是遍地英雄了。
四、吾师风范 ：我们通常会说的一句俗语叫“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正常情况下，学校和学生之间似乎也适合这句话。一届一届的学生进校又离校，而学校和老师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多少年后，当学生回到母校，除了到当初的教室、宿舍去重温旧日的生活情景外，就是要去看望和拜访老师，回忆当年的种种趣事，师生之间诉说不尽的牵挂与思念。这可以说是各种同学聚会的基本程序和保留节目。但是对毛市中学七四届高中毕业的同学来说就不尽然了。            
   我在高中毕业后曾经偶尔回毛市中学去过一、二次，看到日渐破败的校舍、教室，校园里荒草及膝，不禁好生凄惶；一打听，原来的老师已经陆续离开学校，新来的年轻老师中竟没有一个熟悉的名字，当然就更没有感情上的牵连了。及至看到胡伟先生博客中有关新沟中学的图片，崭新的楼房取代了原来的平房校舍，我想毛市中学也应当有一番新的气象吧，于是就在监利的教育网站上搜寻，许多原来名不见经传的新学校都在拔地而起，老资格的中学如朱河中学、新沟中学等，也是老树新花，一派繁荣景象，而独不见毛市中学的身影。也许我的搜索不彻底，或许是某种技术上的原因漏掉了最重要的信息，使我不得一睹毛中芳颜，但愿如此！
  我在这里姑且把印象中当年教过和没有教过我们的老师作一简要记述，算是一份备忘录吧。
   当年我们的校长是张云龙，年纪大概在四、五十岁之间，身材魁梧，略显肥胖所以行动迟缓；张校长当时好像是不带课的，但每周全校都会集中在操场上，做完操后听他给我们训话，基本上相当于现在的思想政治上大课。张校长站在方队前面，腆着肚子，一手背在身后，一手打着手式，主要是以姿式助说话；尾音拖得很长，完全是首长作大会报告的样子。他口才很好，从来不拿讲稿，声音洪亮且带着浓重的异乡口音，这异乡究竟属于何处我一直没有搞清楚，反正他讲的不是毛市本地话。张校长的那付派头后来常让我想起电影中毛主席讲话的样子。
   张校长讲话别的都好，就是有时“最后再讲两点”反复出现，就会把训话拖得很长，这时，操场上的队伍就会出现纪律松驰，大家歪歪扭扭地没有站相不说，还嗡嗡营营地说小话，这时，他会突然闭了嘴不说了，拿眼睛瞟着底下的学生。此时无声胜有声，含意很显然：“究竟是听你们的还是听我的？”站在他身旁的徐立高老师会适时出面整顿秩序，待大家态度肃然之后，张校长会接到刚才中止的地方继续演讲，语意连贯，丝毫不爽；绝对不会出现“我刚才讲到哪里了？”的尴尬局面，但本来五分钟就可结束的训话，至少又要延长半个小时。  
   记得有一天闹出一点乱子。我们班的孙楚清同学，家里条件不好，常常要帮妈妈到食品公司打工。那次头天晚上帮助食品公司赶猪到县城，一夜没睡，第二天赶到学校出操，接着听张校长训话，孙楚清别名“孙猴子”，尖嘴猴腮，跟我一样个子比较瘦弱、矮小，排队总排在前面。站在张校长的眼皮底下，那是丝毫马虎不得的，他就这么笔挺挺地站着；当时已经进入夏季，天气开始炎热，几次延长训话让孙楚清实在坚持不住了，突然他口吐白沫，仰面倒在操场上；顿时整个操场乱作一团，大家七手八脚把他送到医院里，经诊断说是“羊癲疯”发作。自此张校长训话变得干净利落一些，也不再反复拖延时间了。           
   当时，毛市中学的书记姓刘，名字好像叫“刘训准”，记忆不大准确了，似乎与刘训陔老师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刘书记是代表党来领导学校的，因而具有极高的威严感，平时也不参与对学生的训话，刘书记身体不是很好，脸色灰白，偶有咳嗽，我印象中听过他一、二次讲话，说的都是高屋建瓴的国内外大事，语气急促、节奏很快，口才不如张校长好，但大家对他都是毕恭毕敬,那是出于对权力的畏惧吧。
   当时在毛市中学有一个极具权威感的人，就是罗集典。因为传说他是右派分子，从一个大学助教谪贬到毛市中学，就此一点，无异是给他的头顶罩上一个光环，我们就都成了他的崇拜者。罗集典老师让我们景仰和崇拜，还在于他那一派高级知识分子的翩翩风度，其实他在学校里的主要工作是做一些粗笨的杂活，甚至是打扫卫生，但他保养得很好，身体微胖,衣履整齐，大背头梳理得紊丝不乱，举止文雅，轻言细语，仿佛是天生的一种儒雅风范。再调皮的学生走到他的面前都是俯首贴耳，不敢有丝毫的放肆和粗鲁。正是从他的身上，我知道了文明的魅力。
   两年内，我曾有幸听过他的一次课，好像是给哪位老师代课。讲些什么内容已经没有印象了，但他的绅士气派再一次震撼了我们这些在简陋乡间成长的粗野孩子。预备铃响过，他不慌不忙地走进教室，把黑板再度轻轻擦拭；在班长喊了“起立！”大家垂手恭敬而立时，他慢慢取下头上花格呢帽，放在讲台一角，略略颔首致意，然后开始讲课。他操着一口非常标准的普通话，声音富有磁性，语调不疾不徐，抑扬顿挫娓娓道来，顿时把大家的注意力完全吸引过来了，大家生怕漏掉了一句话，一个字。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最具风范的讲课，很久之后仍然记忆深刻。罗集典老师的绅士风度还表现在尽管学生都非常崇拜他，但他绝对不去刻意地迎合学生，记得有一天傍晚我和李时银等几个同学到他的宿舍去请教问题，李时银用刚学会的英文单词编了一句简单的粗话，意思是你是一头猪,用来和大家开玩笑，罗集典老师听了当即指责了他，让李时银面子上颇为难堪，此后我们再不敢到他的宿舍去，也不敢以请教的名义在他的面前卖弄自己的小聪明。
   除了罗集典老师之外，深受大家拥戴的还有刘训陔老师，刘老师当时刚大学毕业，教我们的历史和政治，政治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课，但要教好是很不容易的。刘老师与罗集典的成熟、典雅不同，是那种才华横溢、锋芒毕露的才子风格。我从刘老师身上获益亦多，我后来大学毕业后起初也在学校教过一些年的政治理论课，有意无意间都在模仿他的授课风格。那时距高中已经许多年了，而刘老师早已调到监利县教研室作主任了。           
   当时，毛市中学教我们语文课的是熊荒和徐立高两位老师，熊老师带二班和三班，徐老师带一班并兼班主任。两位老师都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讲课也都是激情洋溢，富有感染力，略为有些差异的是，熊老师偏重散文、杂文，徐老师则偏重古文和诗词。多年后我在湖北省诗词楹联学会的活动中看到有徐立高老师的作品，细细拜读，依然是当年风韵，但早已不是毛市中学语文老师的身份了。
   当年毛市中学还有一位才子型的老师郑锡章，好像并没有带过我们的课，却活跃在同学中。我猜想大概是做行政管理或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副深藏不露、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智者风范，他的身上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风流倜傥，我窃以为他在待时而飞，而又必将一飞冲天的政治人物，有一次，我在挑灯夜战出墙报，他站在我的身后看了一会，然后轻声说：“郑继芳，你要发动大家和你一起干，你就不至于太辛苦了。”而我觉得别人做事不认真有些事做得不好，我还得自己重做。这成了我一生的毛病，不善于与人合作，而乐于孤军奋战，事事亲力亲为，追求完美。“性格即命运”，不幸拥有这种性格的人没有几个不是工作狂，最后不累死才怪！可我当时并没有从郑锡章老师的话中悟出这层道理来。听说郑老师后来到北师大附中当了校长，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教育家，在教育界声名卓著。

  我记得的当时毛市中学的老师还有教我们物理的刘金钟老师，教数学的戚名凤老师，他们都调到荆州，刘老师在师专当教授，戚老师据说在一个中专教书。当时毛市中学校团总支有一位年轻的老师叫秦祖建，还有一位曾经做过三班一段时间班主任的龙永淮老师，教我们体育课、后来兼三班班主任的刘德仕老师等。值得一提的是平植斌老师，他是我们姚铺公社平田大队人，在毛市中学主管生活后勤方面的事务，与刘书记关系比较密切，我一直以为姚铺哪些人升高中，哪些人失去上学的机会都有他在幕后参与操纵。但他对我一直非常照顾，因为我和他有一些沾亲带故的关系，所以他更希望我称他“姑爷”而不是老师，但我还是习惯在学校里称他老师。他经常给我一些生活上的资助，三五元不等，钱虽不多，穷人家的孩子也很看重。为此，我参加工作，拿到第一笔稿酬后，我给他寄了一些钱，算是我的报恩吧，但那时他也已经不在毛市中学了。
五、社会朋友：  似乎毛市中学对我而言有价值的记忆已经搜寻过一遍了，可就在我要停笔打住的时候，想到二个朋友，虽然发生在我的中学生活中，却与毛中少有瓜葛，算是我作为学生交的社会朋友吧。因为我一直主持学校墙报的编辑、出版工作，写写画画成为我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最后一个学期，我交了两个校外朋友，一个叫别建华；另外一个是别建华的朋友，我始终都没有搞明白他的名字究竟叫什么，后来干脆连姓都淡忘了。他们大概大我三、四岁，都是毛市街上的。别建华住在离毛市中学不远靠近供销社的街上。跟他父亲一起开了一个小印刷厂，我记得是用石版印一些帐册、报表之类；那个朋友住在较远的上观庙，我曾到他家里去过一次，只有母亲在家，似乎也没有工作，他本人下放在福田，在一所小学当代课老师。
   他们来找我，是因为我为墙报画的刊头和插图。本着“以画会友”的目的，我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就此结为好友。别建华的家离学校近，我们来往较为方便。他对人非常诚恳、平易，对我像一位兄长一样，经常来叫我到他家吃饭，我也会把学校里的一些事，包括情感方面的困惑向他倾诉。我们三人经常在一起聚会，就更多地谈一些书画方面的事。那位较年长的老兄（姑且称为画师吧！）在画画方面造诣颇深，人很聪明，有一种夫子味。他一心要帮助我在画技上有所长进。当时，照像机没有普及，城乡间老人都要为自己留一帧寿像，就请画师们面对面作一幅炭精写生画，收费不贵，大约在十元左右；且适宜保存，不象照片那么容易走潮。这位朋友画得一手非常漂亮的炭精画，他把他的一幅招牌画雷锋像送给我，虽然是临摹照片，但比照片更清晰、更细腻、更生动，对一些细节的刻划真可谓纤毫毕露。那是真功夫，真本领，但他谦逊而低调。据别建华说，他下放在农村经常受邀为当地画巨幅毛主席像，“那才画得真像！”这是当时普通人对一个画师的最高评价；而他作为一个画师或画匠，也只能以此为目标，可以挣钱糊口，甚或养活妈妈。他不仅把他的招牌画作送给我，还送我一套画笔，是他自制的炭精画工具，可惜我当时根本没有打算以画谋生，面对这么好的老师、朋友、兄长，不思学习和进取，放过了成为一个乡间画匠的人生机会——如果我认真向他学习素描，打下一些基本功，后来参加高考我可能是考美术学院。而我这一生最懊悔的就是，我真正热爱的是绘画，如能进入艺术殿堂，我相信自己也许能在艺术创作方面有所成就。每念及此，便痛感悔之晚矣……
而当年这两个朋友之热爱书画，首要目标可能是要挣钱谋生。当时，经常有人到学校去为学生服务，其中一项业务是在笔杆上刻字，刻上一句名言、警句，再配一枝梅花、三二片竹叶，收费五毛。他们也经常去做这种生意，虽然赚不了多少钱，也算是从事文化产业，颇受学生的追捧和拥戴，跟现在的三流歌星待遇差不多。用的刻刀是别建华在机床上自己加工的，他们也送我两把，我曾试着用它治印，相当好用。但在笔杆上刻字我始终没有学会，“没有金刚钻、不揽磁器活”，我当然也就不敢跟随他们去闯荡江湖。——与两位朋友相交虽然时间不长，也没有太用功学习他们的技艺，但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还多少还是有所收益。记得高中毕业后我回到海螺湖，某一日海螺五队的一个人来求我帮他们已经病入膏肓的老人画一幅寿像。虽然我感觉力不从心，难以完成此任，所以不敢答应他的要求。但是来求者是一位大孝子，恨不能跟我下跪，最后我没有办法，只好就带了几支朋友送我的炭精笔，花半天时间为这个卧床不起，形容枯槁的老人画了一幅素描像。也不知画的像不像？一家人对我感激涕零，盛情款待。我这时才后悔当时没有拜师学艺，可是机会既失，悔之晚矣……
和这两位社会朋友的交往，让我增长了知识和阅历。记得有一天下午，别建华来跟我说，晚上去他家听留声机。我从来不曾听过这高雅的洋玩艺，吃过饭，早早地洗过澡，就来到别建华的家里，他妈妈告诉我说，“他们在房里等你。”别建华的房子，是在正房檐下拖出去加盖的一截，大概有六七个平方，除开一张床，一张桌子，很难转得过身来，床头和桌上都堆满了他的书籍报纸和笔墨颜料，在我看来这十分拥挤窄小的房间，显得格外温馨、浪漫，充满了书卷气。现在杂乱的房间里的桌子上略为归出一点空来，摆着一台陈旧的手摇式唱机。他们两人正在摆弄唱片，我到后，别建华就开始摇动唱机旁边的曲柄，一会停下，将唱片放好，一张歌曲碟子吱吱哑哑总唱不成调，过一会又要摇动唱机的曲柄，折腾了一会，别建华说，“算了，我们听这张吧！”这次很顺利，很快就有轻柔优美的声音从唱针下倾泄而出，但不是歌曲，是配乐朗诵。内容是普希金的诗：金鱼和渔夫的故事。
   从前有个老头和他的老太婆，住在蔚蓝的大海边；他们住在一所破旧的小泥棚里，整整过了三十又三年。老头每天出去撒网打鱼，老太婆就在家里纺纱织线。有一次老头向大海撒下网——拖上来的是一网水藻。他再撒了一次网——拖上来的是一网海草。当他撒下第三次网——这次网到了一条鱼，不是平常的鱼——是一条金鱼。金鱼苦苦地哀求！她用人的声音讲着话：“老爹爹，你把我放回大海吧！我要给你报酬：为了赎回我自己，你要什么都可以。”老头大吃一惊，心里还有些害怕：他打鱼打了三十又三年，从没有听说鱼会说话。他放了那条鱼，还对她讲了几句亲切的话：“上帝保佑你，金鱼！我不要你的报酬；到蔚蓝的大海里去吧，在那儿自由自在的漫游。”老头回到老太婆那儿去，向她讲起这件天大的怪事情。“我今天捉道到一条鱼，是条金鱼；这条鱼讲着我们的话，请求我把她放回蔚蓝的大海，她要那贵重的代价来赎会她的身子；为了赎回她自己，我要什么都可以。我不敢要她的报酬，就这样把她放回蔚蓝的大海。”老太婆指着老头就骂：“你这个蠢货，真是个傻瓜！你不敢拿这条鱼的报酬，就是问她要一只木盆也好，我们那只已破得不成话。”于是老头就走向蔚蓝的大海；看见大海在轻微的起着波浪。他就开始叫唤金鱼，金鱼向他游过来，问道：“你要什么呀，老爹爹？”老头向她行了个礼，回答道：“鱼娘娘，你做做好事吧！我的老太婆把我大骂，不让我这个老头安静；她想要一只新木盆；我们那只已经破得不成话。”金鱼回答道：“用不着难过，去吧，上帝保佑你，你们马上就会有只新木盆。”老头回到老太婆那儿去，看见老太婆果然有了一只新木盆。这次老太婆骂得更厉害：“你这个蠢货，真是个傻瓜！只要了一制木盆，你真蠢！木盆能有多少用处，蠢货，滚回到金鱼那儿去；向她行个礼，问她要座木房子。”于是老头就走向蔚蓝的大海，蔚蓝的海水掀起波涛。他就开始叫唤金鱼，金鱼向他游过来，问道：“ 你要什么呀，老爹爹？”老头向她行了个礼，回答道：“鱼娘娘，你做做好事吧。老太婆骂得我更厉害，不让我这个老头安静；爱吵闹的婆娘想要座木房子。”金鱼回答道：“用不着难过，去吧，上帝保佑你，就这样吧，你们准会有座木房子。”
   如是者三，这个贪心的老太婆最后竟然让她的老头子去求金鱼，让她成为一个大富婆不说，还要成为王后，当海上女霸王，她要让金鱼来侍候她，每日都听从她的吩咐。这次大海掀起波涛，金鱼没有再次满足她。渔夫从海边回来了。金碧辉煌的宫殿无影无踪，面前还是那间居住多年的破草房，老太婆还坐在草房前用破木盆洗着衣服。
   这个故事后来据说入选小学课文，可是我们只读过高尔基的《海燕》，对普希金十分陌生，我把这张唱片反复听了几遍，这个经典的故事连同那架老旧的手摇留声机一起留在我的印象中，记忆非常深刻，直到今天。

   在我们即将高中毕业的前夕，我和别建华一起到福田乡下去看望画师朋友。那天下午，夕阳西沉，暑热稍退，别建华用自行车带着我，我们沿着林荫公路从毛市朝福田方向骑行，知了不知疲倦地重复着那个单调的呼唤“知——了，知了—”；大路两旁的棉花、水稻田间，仍然有农民忙碌的身影。我们大约骑行了将近三个小时，路旁一间简陋的学校就是画师代课的学校。学生早已放学回家了，其他老师并不住校，留在学校里的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的；我们到时，天气已经暗下来，他点亮煤油灯开始做饭，要用晚餐招待我们。
   我随意浏览了一下他的生活场所，心中有几分酸涩，他简陋的宿舍是在教室的一头隔出来的一间小房，可能是因为要节约用砖的缘故，这堵隔墙只有一人多高，上部就是敞开的，黑黝黝、空洞洞的；隔壁的教室也是破烂不堪，几张课桌缺胳膊少腿，窗户洞开，没有一扇是带着完整玻璃的。他的寝室里没有任何像样的家具，只有一只小方桌放在床前，既是备课的书案，也是切菜的砧板，除了一摞学生的作业本和一二本教科书外，没有任何画画的资料或画具。我不知道他孤身一人，平时是如何打发这寂寥的时光的。
   他做饭的灶是在房间里用几块砖头垒起来的，烧的柴是从路旁捡来的树枝。他在门前的水管里把菜洗净切好，也就是蕃茄、黄瓜之类，也不知他从哪里弄来一小块肉，款待我们算是有一点晕腥了。我们一起帮着煮饭、做菜，我跪在地下要把灶里的火吹旺一些，结果，烟熏火燎把我搞得涕泪横流。终于把饭做好了，别建华建议要喝一点啤酒，于是，画师又跑到不远的小买铺去买来一瓶啤酒，我们就用吃饭的碗倒了酒喝，这是我第一次喝啤酒，只觉得与厨房里的潲水一个味道，“这怎么能喝呀？”我把抿进嘴里的一口啤酒都吐了出来，他们相视一笑，有滋有味地把那瓶啤酒喝得精光。吃过了饭，我和别建华踏着朦胧月色，打道回府；留下画师一个人躺在简陋的宿舍里品味孤寂。
   此后，我忙着准备毕业回乡，与他们的交往和友谊就此中断。许多年后曾与别建华邂逅过一次，那时我忙着处理个人事务，无心多聊，也不知道画师的下落，但这一段珍贵的友情是我一直未曾忘怀过的。

——这就是我在毛市中学二年半的高中生活留下的点滴印象，这一组速写式的记录最初写在新浪博客上，后来被网管无端删去，今天终于搜寻到原件，复贴在知乎以存档。（2007-09-17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