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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题外话：
日前在知乎上看到，有东坡粉丝拿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和苏轼的《石钟山记》，作为二人游记类的代表作进行对比，以此证明苏轼的游记文学性等远胜于荆公。
正好之前对这两篇文章也有过小小的探究，那咱们就再说说这两篇文章。
<hr/>01 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首先我承认，从描述生动、辞藻华丽等角度，王文确实不如苏文。王文名为游记，实际上是一篇说理论说文。王安石不过是借爬山、探洞的游玩行为做引子，抒发自己的人生观、事业观。
正好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背诵过一句苏轼类似的格言，至今记忆尤深：
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在苏轼眼中，成就大事，需要有超世之才和坚忍不拔之志。但王安石的思考显然更进一层：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王安石认为，要成就大事，除了自身的志与力（也就是苏轼说的坚忍不拔之志和超世之才），还需要有外物相助（这个外物可以是人、是物也可以是时运等）。
概括言之，基本上东坡认为要成就大事，只考虑到主观因素，而王安石除了主观因素之外，还考虑到客观因素。王安石对成就大事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估计的更充分，同时也做好了事业可能不成功的心理准备。
王安石文末发出的感慨，说出了人生至理，让很多人心有戚戚焉，同时也可看作是荆公一生的行动指南。他用自己的一生，横身为国、力行变法，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万千人而吾往矣，为这篇文章写下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注脚。
当你看到一个人，一生言行如此高度一致，姑且不论变法之成败得失，能不为他脱帽致敬？！
说回苏轼。当年苏轼与弟弟苏辙刚出道时，以西晋陆机、陆云兄弟自比，可谓意气风发，自信满满，自我期许也甚高，有其词为证：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 胸中万卷, 致君尧舜, 此事何难?
——苏轼《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可最终结果如何？终其一生，致君尧舜的梦想远未实现，倒是处处遭扁，硬生生把一个立志成为大政治家的苏轼逼成了以文艺自娱、以佛老自宽、外示豪放旷达、内则空漠虚无的文艺家苏东坡。我们姑且认为，苏轼作为不世出的天才，志与力都具备了，但最终事与愿违，原因何在？前期遭遇新党变法压制，后期遭遇旧党党争内讧，不正是吃了王安石所说的“无物以相之”的亏吗。
由此可见，一个人认知的高低，决定了他一生所能达到的高度。
<hr/>02 苏轼《石钟山记》
苏轼的《石钟山记》，单纯从文学性的角度来说，当然允为名篇，毋庸置疑。但是细究这篇文章的内容，其实经不住推敲。事实上，自从苏文流传以来，从古至今，不断有人对苏轼这篇文章，从考察的结论、考察的方法、以及考察的态度等方面，提出全方位的质疑。
在学术网站上，可以检索到多篇论文，在这里不一一引述，概述其大略：
历史上先后有明代罗洪先、清代曾国藩、彭玉麟、俞樾等人，通过实地深入调查，否定苏轼所持的“以音命名论”，主张“以形命名”。
石钟山者，山中空，形如钟。东坡叹李渤之陋，不知坡亦陋也。
——曾国藩《求阙斋日记》
冬潮落则(石钟洞)门出焉……全山内空如钟覆地……似宜以形论不以声论。苏子所谓款坎镗塔噌宏如乐作者，乃过其门未入其室也。
——彭玉麟《石钟洞序》
石钟山“每冬日水落，则山下有洞出焉。入之……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故得钟名。”“此二山当以形论，不当以声论。”“东坡当时，犹过其门，而未入其室也”
——俞樾《春在堂笔记》
苏文最遗后世所讥的，是他考察过程、考察方法的草率。以上所说几人，甚至包括在苏轼之前、被苏轼在文中公然嘲笑的李渤，他们要么身为当地的地方官，要么因为与太平天国的战争，能够长期身居当地，具备反复多次、在不同季节、不同时段，去游览考察石钟山的条件。特别是在冬季枯水季节，水位下降，石钟山内部的山洞露出，他们能够攀崖越石，深入山中和石洞中考察。
相比之下，苏轼是怎么考察的？他不过是因为路过当地，偶然相过，在一个涨水的夏夜乘船到山脚下溜了一圈，听了听风声水声，连山都没爬，自己再脑补一些骇人的情节，就以为自己的英勇行为远胜那些“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的士大夫了。然后就得意洋洋的写文章，自以为探得了石钟山命名的真相，前贬郦道元之简，后讥李渤之陋。
按常识，做科学考察，只去一次肯定是不够的。能见度更好的白天不去，选在黑漆漆的夜晚，也不是最佳时机。此外，只在夏天涨水的时候去，冬天枯水的时候不去，没有看到水落石出的壮观景象，无怪乎彭玉麟、俞樾两人都嘲讽苏轼过其门而不入。而曾国藩更是无情的打脸。
苏轼这篇文章中体现出的另一个不足为训之处，就是满溢的自大自负心态，对前人考察成果的不尊重，对渔工水师下层人民的轻视鄙视。
同样是文章的结论，我们再对比一下苏轼的《石钟山记》和被他鄙视的李渤的《辨石钟山记》，看看到底是谁陋，low的是谁：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苏轼《石钟山记》
乃知山仍石名，旧矣。如善长（郦道元字善长）之论，则濒流庶峰，皆可以斯名贯之。聊刊前谬，留遗将来。贞元戊寅岁七月八日白鹿先生（李渤的号）记。
——李渤《辨石钟山记》 今天看来，东坡发的那些议论，恰足以打自己的脸。李渤的态度倒是相对谨慎。
写文章内在实质崩成这个样子，表面上写得再华丽、再优美，文学性再强，有何益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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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9-20 17:4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