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即是多 --- 评石钟山《最后的军礼》

王海滨

（此文为十几年前的旧作，也一并放在这里，作为文化打假的作品之一。）
对石钟山老师的小说，咱向来是崇敬有加，属必买而读之者，而且必要正版而后快。前日于沪大众书局购书，突见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版的“最后的军礼”，买回家一口气读完，应该一团如火的情绪，却瓦凉瓦凉的。这本小说的质量着实不敢恭维，粗制滥造的痕迹俯拾皆是。自己崇敬的作家，居然写出这样的作品，在觉得不可思议的同时，更让人多了几分猜疑。
对于情节的不合理，对于逻辑上的前后矛盾，先不做辨析，因为那非常耗费篇幅。咱们先说说事实上因为对地理知识的了解不足造成的错误吧。
34页，“这里是湖南的最后一座城池，叫凤凰，再往前走就是贵州了。湘军追到这里就立住了脚。”这是说湘军追击长征的中央红军的结果。古镇凤凰确有其城，但是中央红军根本没有走这个方向。事实上，中央红军只是穿越湖南省界的两个凸起走了很短的距离，谈不上在湖南长途行进。而凤凰这个古城离这红军真正的路线相差几百公里。湘军的侦察是怎么做的？再追他也追不上啊。
敌人愚蠢吧，看看我们自己。59页，“到达北同蒲铁路之前，交通员就反复强调过铁路封锁线的危险。”书中明确说到，抗日青年们要去延安抗日，从武汉出发，第一站是西安。而北同蒲铁路，建于1933-1939年，线路由京包线上的大同车站向南引出，经朔州、阳方口、宁武、原平、忻州而达太原，是山西境内的北部主干线。请注意，湖北和陕西原本就是接壤的，在1938年的时候，陕西尚未被日寇占领，从湖北直接可以到陕西西安，然后去延安，不知道为什么要绕道河南和山西后再进入陕西，还一定要绕到山西北部穿越北同蒲铁路到西安。去看看地图吧，这设计路线的同志一定是鬼子的奸细，非要绕那么远把咱们的革命种子活活累吐血，不走又近又安全的地方，还非要长途跋涉送到鬼子占领区，用心真是何其毒也！
最可笑的就是这个。132页，“四平是继山海关后，东北的又一屏障和交通枢纽。在这里，敌我双方反复攻打了四次，最后才解放四平，也就有了四平这个名字。”真是敢往上整哈，我这一腔钦佩，直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啊。赶紧来扫扫盲吧。“四平”这一名字最早见于1384年，当时的明朝在浑四平岸高尔山下建砖城一座，取名四平城。所谓四平，就是“抚绥过疆，顺建设夷民”之意。四平也是清王朝发祥地，民国时期设置了四平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知道可以，不能瞎说啊。据这本书的扉页上说，石钟山老师也是吉林人，四平人民这有着超过六百年历史的城市名字被如此曲解，不知石老师是否有愧对家乡父老之感呢？
地理没学好没关系，石钟山老师是军旅作家嘛。可让我更大惑不解的是，这本小说根本就不象出自一个有基本军事历史常识的人之手，更不必说81年入伍，97年转业，有着16年军队生涯，号称“军旅作家”的石钟山老师了！
第1页第二行中写道“1934年11月，湘江左翼无名高地上，红一军团十三连已经连续激战五个昼夜了”，就这一句话交待湘江战役的背景就有几个错误。史实上，至1934年11月27日晚，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才占领湘江两岸自界首至屏山渡60里长的地段，28日晨开始激战，也就是说，如果激战了五昼夜，就怎么也不可能是11月。更何况，而第3页中“十几天后，终于轮到他们团过江了”一句和最后一句“在此之前，一军团的一个营已经在无名高地上坚守半月有余”指出，湘江一战，至少是二十天的时间。事实上，湘江战役只有6天左右的时间，并没有那么长时间。红军一共就不到十万人，怎么渡江也不需要二十天啊。看来，作者不仅不知道湘江战役的起始时间，也不知道战役持续时间。而在湘江战役中，红一军团是右翼前卫部队，红三军团掩护右翼，红五军团三十四师才是最后的后卫部队。而最后没有过江的除了三十四师的，只有红三军团6师18团了，所以，书中所说的左翼阵地上的，怎么也不应该是红一军团。也就是说，作者对湘江战役的部署状况也基本上是一无所知。
这个例子听上去有点儿吹毛求疵啊。好，咱们说几个狠的。
105页，“押送物资的鬼子，竟是一个联队，足有三四百人”。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编制中，常设四单位制挽马师团的联队编制是3747人，常设四单位制驮马师团的联队编制是3818人，临时三单位制挽马师团的联队编制是2909人。每个联队都会有三个步兵大队，就连标准的步兵大队也要有1100人的编制。如果是中队，人数则在181人左右，最多不会超过250人，可见“三四百人的联队”中的错误不会是“联字”造成的笔误。那么，是否是“三四百人”的“百”字为“千”字之笔误呢？如果这样，那么马起义这个老资格的团长和众多赞成伏击的军官就成了无知者无畏的典范，用一两千装备不足的抗日军队伏击三四千鬼子正规军，这个伏击的后果，哼哼。而如果不是笔误，那是知识性问题了吧？
这个还不算狠的。再看124页。“为了争夺东北地盘，国共两党终于停止了第二次合作……八年内战，从此拉开了序幕。” 要知道，国共两党停止第二次合作说什么也不可能是为了争夺东北地盘，这不但侮辱了两党决策者的智慧和气量，更把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求解放为目标的解放战争说成了和国民党争地盘的典型军阀混战。而且，国民党从1946年3月才开始在东北动手，国共为抗日而进行的第二次合作的终止标志通常是1946年6月对我中原野战军的包围攻击，解放战争结束于1949年9月，就算从1945年8月开始算，怎么也不可能是八年内战啊。把八年抗战放这儿来了，这是连中学生都不会犯的错误吧。
这个最狠。155页，“百万雄师过长江了，南京解放了。在这之前，毛泽东用湖南腔的普通话，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看到这儿，实在是无法抑制的怒了。百万雄师啥时候过的长江？1949年4月！咱共和国啥时候成立的？这不用说了吧。不知道具体时间不算啥，先后次序都搞不清啊？石钟山老师认为，毛主席在祖国大部尚未解放的时候就宣布了咱们共和国的成立了？这不是诬蔑咱伟大领袖和伟大的党的集体智慧吗？搞什么搞！
52页，“胡宗南调集几十万大军围剿陕北红军，红军撤离延安，又一次退却了。”胡宗南泉下有知，必大呼冤枉。按书中所说，这应说的是在西安事变（1936年12月）之前的事情，而彼时围剿红军的前线指挥权在少帅张学良手中。胡宗南到1936年才成为第一军军长，指挥几十万大军还轮不到他。而胡宗南的军队进入延安只有一次，而那著名的一次是在1947年解放战争中。西安事变在1936年，这一差就是十年。这个历史纰漏，真是太大了。见过没知识的，没见过这么没知识的。
再给几个比较强的。
179页，“出发时近三千人的一个军，现在却不到一千人。”这是说在抗美援朝二次战役中志愿军的一个军。知道事实上我志愿军一个军的编制是多少人吗？三万五千人！三千人的一个军，亏作者想的出来。至此，我彻底认为，这本“最后的军礼”根本不可能是石钟山老师所作。在军队里服役了16年，居然不知道我军的一个军的大致编制，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再看198页上说同一场战斗的文字“率领一个军到敌后打穿插，那是志愿军从始至终最大的一次失败。部队出发时有近万人，突围出来却不到一千人”。我晕得不行了，这变得可真是有点儿快啊，前后矛盾得太明显了吧。可惜的是，一个军要远比近万人还多，还是不对。这198页和179页上其他的文字都说明，这指的明显是60军180师在朝成建制失利，此次失利非常著名，我军建军史上仅有两次师级成建制失利（另一次就是湘江战役三十四师）。但是，那次失利是在第五次战役，不是198页中说的第二次战役后半程，是在“运动战”中的失利，而不是179页上说的“游击战”。这个军事常识缺的啊，唉。我只有一声叹息。
再看啊，123页， “日本人宣布投降后，在美国人的斡旋下，国民党和苏联红军签署了雅尔塔协议和苏中友好条约。”首先说啊，是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这个不好随便简称的。而且，雅尔塔条约是1945年2月签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是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而日本人什么时候宣布投降的呢？123页上和史实都指出，是1945年8月15日。哪个先哪个后呢？
还有，93页，“这是延安，是解放区，共产党的天下。”听着是那么回事儿吧。知道这话是什么时候谁说的吗？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干部。那个时候没有解放区一说儿，那个时候叫边区，陕甘宁边区。解放区是解放战争时候的用语，那个干部不是先知吧，是也得告他个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罪。
52页，“日本人大兵压境，长驱直入，跨过山海关，大摇大摆的向中原腹地挺进，大半个中国都沦陷到日本人的手中。”这话说的挺象吧，可书里这话是在介绍西安事变的背景。日本人是狠，但西安事变是在1936年末，此时日军说什么也不可能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大摇大摆的向中原腹地前进，因为著名的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是在1937年7月7日，从那个时候起日本才全面侵华。亏得这会儿没啥日本右翼分子看这书，要不他们要求调查历史以谋翻案的气焰得多嚣张啊。
148页，“不久，长春和平解放了。著名的辽沈战役打响了。”三大战役又是拍片子又是出回忆录的，这么多东西都没有把辽沈战役说明白啊。辽沈战役打响后，锦州解放了，这才促使长春守敌部分起义，其余投降，长春才和平解放。任何了解点儿军事历史的人都不会不知道这个吧。
这本书有一个特点，但凡年份，大都对不上卯。看188页，这是在1952年的甄别开始之后主人公赵大刀的话“我是五团十三连的连长赵大刀，1933年参加红军，1935年入党”，189页在同一次发言中说“我赵大刀今年三十六了，老家在江西。”先说这番号啊，在177页中说得很明白，赵连长所在三连编制未改，而十三连是其在红军的时候的番号。赵大刀同志在和志愿军内部同志们开组织会议时，还要留一手，警惕性真是高。回来看看年龄吧。从第7页“那一年他二十岁”和第8页“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之前，参加了红军的部队”看，就算在第四次反围剿1933年时他二十岁，应该是1913年左右生人，1952年肯定要39岁了吧。主人公的年龄前后都编不清，实在不应该啊。
来看书中那匹枣红马，看看110页这马的主人马起义的话，“这匹马跟了我五年了，从瑞金到于都，又跟着我长征，从陕北到中原。”据95页“抗日战争已经到了收官阶段”来看，这话应该说在1943年以后。而红军长征开始就已经是1934年了，这是九年啊。五年和九年，这个差距实在太大。马起义同志记性看来真是不大好。
篇幅所限，这本书中情节和逻辑上的前后矛盾或极不合理之处我就不再一一指摘，上面列的只是部分非常确凿的知识性错误。情节和逻辑的不一致也遍地都是，有兴趣咱回头细细讨论。
我非常理解，文学作品不是新闻报道，需要有一定的空间供发挥。但是，发挥不是曲解或改变历史或事实，上述错误如果被学生读到并记住，那会是什么后果呢。石老师讲故事，不管故事是否精彩，起码不能贻毒粉丝们啊。而且，这么多明显的破绽在那里，整个故事就显得极为苍白，主人公的可信度都受到影响。
其实，避免这些错误是很难的事情吗？非也。我也不是什么军事专家，更不象石钟山老师有十几年的军队生涯，我没有参过军没有研究过军事历史。只是我会使用网络而已。把不明白的问题在网上搜索一下，能得到非常多的相关资料，起码可以直接避免很多问题。另外，写完初稿后，把一些时间和明显的事件前后仔细串起来检查一遍，总不会有这么多的漏洞。
我想问的是，这样的一本书怎么能够通过正规途径，堂而皇之的到读者面前的？首先想知道的是，这本书是否真正出自石钟山老师的手笔。如果是，那么石钟山老师为什么会在书中出现那么多的漏洞呢？我们可以善良的认为，石钟山老师是太急于让读者看到这本书了，所以萝卜快了不洗泥，管他纰漏有多少，先整上再说。这几年来，石老师火了，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噌噌的出，每本书摊上的时间不可能很多啊。就算这样，石钟山老师起码可以多审视一下书中涉及历史或事实的部分，以更严谨的态度写这本书吧。有的错误，其实多看看能很容易发现，起码前后矛盾的事儿不会发生吧。就知识性的问题而言，就算写小说不是写教科书，也起码应该做基本的调查，否则与事实有太大的出入，虚构痕迹过于明显不说，对青少年的影响也极为恶劣。事实上，2006年第3期“小说选刊”中转发了石钟山的中篇小说“狗头金”，责任编辑欣力在“编辑稿签”中是这样评价的：“（前略）石钟山延续了他一向的风格，故事说得好。情节曲折，出人意料，是它的长处；落笔匆促，难经推敲，是它的短处。一个小说家首先得会讲故事，一个成熟的小说家却不把讲故事当目的。他的目的在故事背后。而那个深藏着的目的，则要由耐心细致的人物塑造，合乎情理的情节铺排来完成。应当说，我们的小说家试图去做了，但他似乎可以做得更耐心些，更从容些。（后略）”这个警钟敲得虽然很委婉，但是意思是非常明白的。但在这本“最后的军礼”中，我真的是看不出来作者在编者的评语中吸取了任何教训。
其实，从前面列举的错误中来看，我实在是怀疑，这本书是否真正出自石钟山老师之手。一个有十几年军旅生涯的作家，居然会把我军一个军的编制说少了十倍以上？居然不知道共和国成立之时，祖国已经大部解放？居然不知道国民党占领延安是在解放战争中？居然不知道解放战争只有四年而非八年？居然对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都没有基本的了解？！我不相信。谁会相信呢？情节有不合理，前后交待有矛盾，这都可以说是落笔仓促，但这些基本知识的缺乏，怎么解释？就算是一个枪手所为，这个枪手都不是一个好枪手，没知识也没责任心。如果是枪手所为，那么石钟山老师是否知道呢？新浪上一直在连载这本小说，2007年1月这本小说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印刷出版了，我没有理由相信石钟山老师一直被蒙在鼓里。
不管这本书是否真的出自石钟山老师之手，人民文学出版社都难咎其责。责任编辑在干什么？对责任编辑来说，知识性的问题不知不怪，可情节上的漏洞怎么就看不出来？石钟山老师在故事中出现这么多纰漏没看出来，责任编辑做了什么？责任编辑在负什么责任？怎么责任编辑居然不如我这样一个普通读者有责任心？
作为一个读者，我也是消费者。我想问是否我遇到了假冒伪劣的文学作品，我是否有权利知道其中的真相？我想问我是否也受相关法律保护？作家、出版社、书店、甚至包括作协有没有考虑到读者的利益，有没有相关措施保护读者的利益？我强烈要求石钟山老师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都能做出相关说明，同时也强烈要求相关部门做出调查，因为，这看上去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但背后种种必须要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说法，否则今后读者还如何相信知名作家的作品，否则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国的文学作品如何健康繁荣发扬光大？
有一个著名的建筑师说的很好，少就是多。我们应该给我们的读者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我们应该给我们的消费者什么样的产品，是遍地泛滥粗制滥造的假冒伪劣产品，还是严谨生动力求经典的精心之选？在“多”与“少”之间，在读者和自身的利益选择之间，作家和出版社到底应该选择什么？

学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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