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第一批国保里面最冷门的石窟：剑川石钟山石窟

芊芊伊夏

1961年，国务院公布一百八十项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石窟寺十四项，剑川石钟山石窟无疑是最冷僻的一处。
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盛誉千年，敦煌亦因清末的再发现为世界熟知，榆林窟、麦积山、响堂山、库木吐剌、克孜尔千佛洞、炳灵寺、大足、广元等在特定人群范围内也有足够了解，唯有剑川石钟山，还需要经常回答
“什么是剑川石钟山？”
每年都有不少游客慕名至剑川沙溪镇游览度假，其中只有部分看过从镇上步行仅四十分钟的剑川石钟山石窟（沙登箐），很多都是在寺登街悠游数日而不知近在咫尺的石窟，造成入宝山而空回的憾事。



▲石钟寺〔摄影：蛮书〕

以规模而论，剑川石钟山石窟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十四项石窟寺钟最小的一座，只有十七窟（许多是数龛合为一窟）和一处未编号的露天壁画，全部的人物造像约一百四十身。
最大的一窟，面宽约十一米三；最高的几身造像，约近两米五。纸面上的数据，放眼全国石窟寺，实在不够看。
剑川石钟山石窟之能在较早时候就列入国家保护，仅以笔者的粗浅认识，首先，石钟山很早为学界所注意，三十年代末已经有初步调研；
其次，石钟山是云南保存最为完好的石窟寺，且是当年知之无多的南诏大理国艺术（许多发现和研究在1961年以后）最重要代表；
再次，几乎标明了中国石窟艺术的地理南界。
地理位置

剑川石钟山石窟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沙溪镇，沙溪坝（盆地）北缘。黑惠江由北向南纵贯沙溪坝，从石钟山脚下经过。
沙溪坝周边是云南较早开发的井盐矿区之一，剑川县弥沙井、兰坪县拉井、洱源县乔后井及云龙县的诺邓井、顺荡井等就在沙溪坝的西面、南面。在唐朝文献已经有沙追盐井的记载（【唐】樊绰《蛮书》卷七）。



▲石钟寺〔摄影：蛮书〕

“沙追”之名并见于剑川石钟山石窟的一则天启十一年（850年）造像记，《蛮书》成书于863年前后，两者时间非常接近，故能断言开凿此龛造像的信徒生活在盐矿区。
开窟造像时代

剑川石钟山石窟现存题记约九十则，其中有准确时间的造像记有三则。时间最早的造像记是天启十一年（850年）。

“沙追附尚邑三赕白张傍龙、妻盛梦和、男龙庆、龙君、龙兴、龙安、龙千等有善因缘，敬造弥勒佛、阿弥陀佛。国王天启十一年七月廿五日题记。”

另两方有准确时间的造像记都是盛德四年（1179年）书写。

“紫石云中，信境兰若。盛德四年六月七日，造像施主工匠金牖杨天王秀创。”
“昔以圣主、自在灵显，敬造兰若、观世音者，佛法无相，渡四生而方便，法师……有情。而……其造像主、比丘、善士，布燮杨天王……言，惟于像好……菩萨于斯万代，次令……福田无穷，子孙世世同登正果生无尽后。盛德四年己亥岁八月三日记。”

题记中有不少异体字、俗字，已经笔者整理释读，用规范正体誊写并加标点。“……”是被后人刻字破坏，无能为力。
综合造像记、内容题材、雕刻技艺、装饰纹饰等几方面，可以得出较符合实际的结论，剑川石钟山石窟的兴起不晚于9世纪中期，其时剑川为南诏剑川节度辖地；12世纪中后期为开窟造像高峰，其时剑川为大理国谋统府辖地。
公元8至13世纪，在今中国西南边疆先后出现南诏（大蒙）、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五个王朝，其中南诏、大理两个政权存续时间长，影响较大，习惯上就统称为“南诏大理”，是云南历史上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



▲石钟寺4号窟〔摄影：蛮书〕

隋末唐初，洱海周边出现了几个较为强盛的部落。7至8世纪，居于今巍山县的蒙舍部落，在唐朝的支持下经过八十多年战争逐步兼并了周边部落。
738年（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玄宗皇帝册蒙舍部落首领皮罗阁为“大唐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作为当时唐朝藩属的大蒙国（南诏）建立。
经过百多年扩张，南诏在9世纪中后期至于鼎盛。剑川石钟山所在区域的土地，即是在794年（唐德宗贞元十年），唐、南诏会盟之后，为南诏取得。
902年，南诏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大长和（902-927年），继以大天兴（927-928年）、大义宁（928-937年）。
937年，大义宁国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吊民伐罪，兴师起义，建立大理国（938-1254年）。
1254年，末代大理君主段兴智献籍纳土，云南自此成为蒙古-元帝国治下的一个地方。
剑川石钟山石窟年代最早的题记刻于天启十一年。



▲天启十一年造像记〔摄影：蛮书〕

天启，是南诏丰祐的年号。丰祐大王在位期间，除了石钟山石窟，鄯阐（今昆明市）城南的惠光寺塔、常乐寺塔（天启十年，849年）同时兴修。
盛德，则是大理段智兴的年号。盛德，典出《周易》。云南古代绘画的至高杰作，现在也是中国之国宝的《梵像卷》，就在盛德五年（1180年）由张胜温领衔完成。
文物中的天启、盛德年号数次见到，或许不完全出于巧合，分别反映佛教由中原巴蜀传入云南后的初步繁荣、高度发达两个时期。
重修补刻

剑川石钟山石窟不仅是南诏大理时期的创作。从后人题记可以知道，元顺帝、元昭宗时期，是礼拜剑川石钟山石窟的一个高峰，至元、至正、宣光年号数次见到，而且，石窟内就有明确为元朝增刻的内容。
明永乐十一年（1413），高宝承袭鹤庆世袭土官知府；综合剑川石钟山石窟的题记、《故世守鹤郡知府高侯行状碑》及沙溪兴教寺瓦片刻文，高宝对石钟山石窟进行过一次重修并创建了沙溪兴教寺（永乐十三年，1415）。
南明永历十二年（清顺治十五年，1658），当地信众对石钟山石窟重新妆彩。
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即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前后，剑川石钟山石窟的补塑增刻仍在继续。
因此上，剑川石钟山石窟包括了元明清及近当代添加的内容，绝不可将一切全归为南诏大理佛教艺术，视同为南诏佛教艺术更是荒谬——多数内容是12世纪的作品。



▲剑川金华山摩崖石刻（毗沙门天王三尊像）〔摄影：蛮书〕

南诏大理延续五百一十六年，由唐玄宗至元世祖，社会生产、审美趣味等方面必然有很多变化；其中段氏大理就有三百一十六年，时间之长，典章制度、衣冠礼仪、思想信仰、造像艺术等足可产生早、中、晚期差异。
探究剑川石钟山石窟，不能不注意时代先后，要分清楚哪些是南诏时期，哪些是大理时期，哪些是元明清甚至更晚的作品。
记得有篇文章，就以非常晚近的雕刻讨论“南诏插花艺术”；
另有些作者，看到剑川石钟山石窟有两篇后人的藏文题记，就将之视为中古云南佛教受到藏传佛教影响的铁证；
还有颇多争议的一窟，原来的造像记都被后人加以破坏（致令许多文字缺损），窟龛现状当然不是盛德四年初创时原貌。
剑川石钟山石窟的调查研究

剑川石钟山石窟的调查研究，始于1939年李霖灿先生，但其文章非常晚近才为内地学者看到。
1951年，宋伯胤先生受国家文物局派遣，对剑川石钟山石窟进行考察，《记剑川石窟》发表于1957年，自此正式开启剑川石钟山石窟的研究。
在那以后，费孝通、李家瑞、汪宁生、李昆生、张楠、张旭、方国瑜、陈兆复、黄如英、刘长久、杨延福、董增旭、田怀清、尹振龙、傅光宇、罗炤、黄璜、古正美、侯冲、李玉珉、李东红、罗世平及云南大学、北京大学等学者和机构，都有各自的研究和创见。
稍早于宋伯胤先生，1950年《文物参考资料》刊登了署名“方瑞武”的《剑川八窟》一文。日后对石钟山石窟的不少结论，譬如“阁罗凤”“异牟寻”“阿央白”等首见于方瑞武《剑川八窟》。
从文章所记很多都与实际情况不符合来看，这位方瑞武并未如宋伯胤先生等披襟斩棘、越险涉谷，极可能是道听途说，带有猎奇的成分。
很遗憾，后人多以为《剑川八窟》早出，未加辨析便征引、再三转述，石钟山石窟“众说纷纭”实以方瑞武为滥觞。
方瑞武是石钟山石窟不少说法的始作俑者，笔者曾有兴趣查证方瑞武的身份，多番努力却“查无此人”，方瑞武先生全部“贡献”就是这篇不负责任且造出许多误会的《剑川八窟》。
关于石钟山石窟的第一个谜团，便是“方瑞武是谁？”找出方瑞武先生，或许可以平息石钟山石窟的部分争议。
剑川石钟山石窟形制

中国石窟寺的形制，简单说有毗诃罗窟（禅修窟）、支提窟（塔庙窟）、佛殿窟、大像窟龛、摩崖龛几种形式，满足僧俗信众禅修、观像、礼拜等需要。
莫高窟、云冈、龙门等石窟寺，进入窟门后别有洞天，或是模仿禅房的毗诃罗窟，或是模仿塔庙的支提窟，或是模仿佛寺的佛殿窟（很多都有前、后室，如佛寺之前后殿）。
而四川重庆的石窟寺，多数都是摩崖龛，即在崖壁上进深较浅的浮雕造像，并不能提供僧俗进入窟内禅修或观像绕塔，仅起到宣讲教义和信众祷告、礼拜、祈福的功能。



▲重庆大足区，宝顶山〔摄影：蛮书〕

分布和数量上，四川重庆具有中国最为密集的石窟寺群落，四川盆地内几乎每个县都有石窟寺。一县之内数量最多的或许是安岳县，现存石窟寺约两百余处（一说一百四十余处），谓村村有石窟亦不为过。
一方面，显示了唐宋时期巴蜀佛教的昌盛，一方面，反映出功德主（出资人）来源广泛，阶层下沉，决定了巴蜀石窟多摩崖龛且窟龛规模相对不大。繁荣的四川重庆佛教和开窟造像活动影响到周边地区，例如云南。
云南现存的几处唐宋时期石窟寺，剑川石钟山石窟、剑川金华山摩崖、安宁法华寺石窟、大理高兴龙绕石及凤鸣台、晋宁洗澡塘及观音洞、禄劝三台山摩崖、昭觉博士瓦黑、西昌罗卜惹等，窟龛形制上分明就有巴蜀石窟的影子。



▲昆明市晋宁区，观音洞〔摄影：蛮书〕

剑川石钟山石窟，除位于石钟寺片区最北端的8号窟尚可容一人转身外，其余窟龛即便大如六号窟（大日如来海会，俗称明王堂）、七号窟（观世音菩萨三尊像），全部都是摩崖龛或线刻，接近巴蜀石窟寺的作风。
剑川石钟山石窟内容

剑川石钟山作为佛教石窟，所有的探索不能脱离佛教而妄加揣测并随意阐释。经变、尊像、佛会构成了剑川石钟山石窟的主要部分。
石钟寺5号窟计有三龛，中为仿木构殿堂式龛，左右（均以中间尊像左右手为准）各有一拱券龛。中间佛殿龛，最主要的人物三身，主尊坐于山石之上，左尊头、手皆毁，倚坐；右尊头部已毁，左手持梵箧，游戏座。



▲5号窟（维摩诘经变龛）〔摄影：蛮书〕

这龛造像的主尊，据说当地民间称为“愁面观音”，少部分学者认为是苦修的罗汉，但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是维摩诘大士。相应的，持梵箧右尊是文殊师利菩萨，头手残损的左尊是舍利弗尊者。三身造像的身份即已确定，是否就为多数学者定名的“文殊问疾”？
笔者以为定名“文殊问疾”不对。
尽管三尊身后的图像风化较严重，但仍能识别出“手接大千”、“化菩萨献饭”、“七宝塔供养”情节，加上三尊的身姿面容分别对应“文殊来问”、“维摩示疾”、“舍利弗宴坐”。
从而知道，至少包括了《维摩诘所说经》十四品中《方便品》、《文殊师利问疾品》、《不思议品》、《香积佛品》、《见阿閦佛品》、《法供养品》的内容，定名“维摩诘经变”才是正确的。
对比中原北方特别是巴蜀石窟中的“维摩诘经变”，以及云南本地的盛德五年（1180）《梵像卷》内“维摩诘经变”、文治九年（1119）《维摩诘经》写本卷首绘画“维摩诘会”，可以发现剑川石钟山石窟的这龛“维摩诘经变”相当有特色，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构图很像“一主二胁侍”，维摩诘大士坐山石间也是仅见。



▲5号窟（局部）〔摄影：蛮书〕

14号窟位于沙登箐金鸡栖石。中间一龛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主尊倚坐，着通肩袈裟，左手禅定印，右手说法印，双足各踏莲华，显然是中原巴蜀石窟壁画常见的弥勒佛说法像。



▲14号窟（沙登箐）〔摄影：蛮书〕

由同在沙登箐另一龛有题记的弥勒造像，也能得到确证。这龛造像除弥勒佛外，左右二弟子风化严重，法华林、大妙相二胁侍菩萨更是只能隐约看到痕迹，几乎无法分辨。
7号窟为观世音菩萨三尊像。主尊倚坐，天衣披帛，戴化佛冠，左手捧钵于胸前，右手持杨枝上举。左右各立一身侍女，分持净瓶、梵箧。以雕刻技艺而言，此龛造像堪称剑川石钟山的代表，观世音菩萨容貌慈祥，予乐拔苦的慈悲精神流出眉目。



▲7号窟〔摄影：蛮书〕

6号窟俗称“明王堂”。依照在北汤天村法藏寺发现的大理国写本《海会八明王四种化现歌赞》（938-1254年），造像正好与文本对应，6号窟更适合的定名是“大日如来海会”。
该龛造像共十三身。主尊大日如来，跏趺坐，袒右袈裟，左手禅定印，右手触地印。类似造型（降魔瑞像）的大日如来相对少见，但在敦煌巴蜀都都不乏其例。
而且，上海市博物馆收藏的大理国盛明二年（1163）金铜造像，造像发愿文明确的称此形象的佛像为“大日遍照佛一身座”。



▲6号窟（局部）〔摄影：蛮书〕

大日如来左右，各有八身明王，并两两之间书写有名号。这些名号尚可基本看清，我们因此知道造像能够与《海会八明王四种化现歌赞》相符。
另外，侯冲先生发现石钟山八明王也与四川僧人祖觉撰写的《重广水陆法施无遮大斋仪》取得对应；而《重广水陆法施无遮大斋仪》中的“假使”偈，又频繁出现在大足宝顶山石刻题记中。剑川石钟山石窟明王造像与巴蜀石窟存在关联是毋庸讳言的。
附带一提，明王造像在今天的汉传佛教内少见，但不见得自古以来皆是如此。深受中国影响的日本佛教造像，就有不少明王造像。西安出土的唐朝安国寺明王造像，唐宋巴蜀石窟中的明王造像，则是更直接的证据。
剑川石钟山石窟“大日如来海会”窟，无疑是密宗造像，而且是保存相当完好的一组明王造像。千年岁月流逝，汉传佛教自身发生了许多变化。
笔者以为，与其着急将剑川明王造像定义为地方独有，毋宁将之视作汉传佛教密宗（唐密）造像新资料的再发现；保存如此完整的中古明王造像，举诸全国是罕见的。
中国石窟寺的特例

石钟山1号窟、2号窟，以及位于狮子关的9号窟，均以君主为主要供奉对象，是中国石窟寺造像极特殊的题材。



   ▲石钟寺1号窟〔摄影：蛮书〕

9号窟暂且不论。1号窟、2号窟及3至8号窟，位于石钟寺之后的崖壁上，除了1号窟，其余七窟窟由北向南首尾连贯，依次是王者尊像龛、披风帽地藏、华严三圣、维摩诘经变、大日如来海会、杨枝观世音菩萨三尊像以及主尊残毁的8号窟（多龛合为一窟）。
从造像记、雕刻技艺、装饰纹样、内容题材等看来，基本可以推定石钟寺八窟为大理盛德（1176-1180年）前后开凿的。
最为特殊的，当属1号窟、2号窟。从两龛主尊的冠、服及侍从仪仗来看，两龛主尊的身份可确认为人间之君王。
1号窟，一龛九身。2号龛，一龛十六身。2号龛主尊左右对坐的胁侍，头部残毁；1号龛主尊左右对坐的胁侍，保存尚好，均为带幞头的官吏，幞头基本与宋朝式样相同。
1号窟、2号窟的侍从除持剑者外，仪仗一繁一简，主尊之冠服也是如此，容易想到两龛造像或许对应的是不同场合。另外，2号龛右手，有一比丘跏趺坐；而1号龛则在主尊身前多出举盘之童子。



▲石钟寺2号窟（局部）〔摄影：蛮书〕

君王形象在石窟寺壁画中并不罕见。最著名的是洛阳龙门、巩义希玄寺，北魏帝后礼佛。敦煌“涅槃经变”“维摩诘经变”“梵网经变”内，都有君王身影。
但是，如剑川石钟山石窟1号窟、2号窟，直接以主尊供奉，并且与文武大臣构成“一主二胁侍”，身边侍从云集景从犹如佛会的，确是唯一的。
即便是在同时代的《梵像卷》内，“利贞皇帝”段智兴是行香礼佛的君王出现在卷首，而非《梵像卷》的中心。



▲利贞皇帝礼佛图〔图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北魏平城时代，佛教内部提出一种迥异于印度佛教的观念，法果和尚宣称“皇帝即当今如来”。
有这样的思想指导，昙曜和尚主持开凿五窟大像，据说分别象征着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和文成帝；但在云冈，五位君主也不是以君王的面目出现，而是人天导师即佛的形象示人。
再到后来的洛阳龙门卢舍那大像，敦煌、乐山等地的弥勒大像，或有传说，或有明确联系，也没有将主尊佛像直接替换为人间君王。剑川石钟山石窟君王尊像龛确实是空前的。
虽然，类似“佛会”的君王尊像龛仅见于石钟山石窟；统治者独占一龛造像的，却也不是唯有剑川。
安岳县圆觉洞南崖的“聂公龛”，开凿于后蜀广政四年（941年）。传说圆觉洞南崖的后蜀时期造像即由聂公主持开凿，故刻像纪念。此龛仅单身像，其身份（尊格）姑置不论，与剑川石钟山石窟君王“说法”式的尊像龛仍有相当远的距离。
不过，两者都显示出强烈的世俗倾向，值得多加考虑；也印证了云南虽远，和中原巴蜀的交流互动从未断绝，唐宋时期巴蜀佛教的变化，也在剑川石钟山石窟有所体现。



▲弥勒阿弥陀两尊像（850年）〔摄影：蛮书〕

剑川石钟山石窟1号窟、2号窟，固可肯定为君王尊像龛，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仍然不能给这两位君主定名，甚至不知道1号窟主尊与2号窟主是两位君王，还是同一位君王出现在不同的场合。
地方志和近代民间传说确实有提到两窟主尊的身份，但经不起太多推敲。
第一，文献、传说去石窟开凿过去很多个世纪，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民间称为“愁面观音”的实际上是维摩诘大士，有什么理由敢相信老人家们只搞错了5号窟？
第二，1号窟、2号窟主尊的冠、服，与《梵像卷》高度接近，1号窟胁侍的幞头也是宋朝式样的“乌纱帽”，这两龛只可能开凿于12世纪，假定这两龛的主尊为大理时期君主是较简单合理的结论，推测其身份为南诏君主恐怕需要更多牢不可破的证据。
第三，1号窟、2号窟都已经留好书写榜题的方框，未知原因古人未写一字（2号窟题记框在明初为高宝“占用”），石窟或许没有最后完成就停工——4号窟、6号窟、7号窟、8号窟也能发现工程突然中断的痕迹，在没有找到确切证据之前，何妨就定名为君王尊像龛，而不臆测主尊之身份。
1号窟、2号窟的主尊是谁，古人为何将“当今如来”具象为一铺说法图，无疑是剑川石钟山石窟的一大谜团。



▲10号窟（狮子关）〔摄影：蛮书〕

剑川石钟山石窟虽仅有编号到十七的窟龛，体量很小，如果不求甚解自然可以发明一个名词，含糊蒙混过去；求甚解，才真正感到何谓博大精深，待解的谜团比已经知道答案的永远多得多。
譬如5号窟，由图像比对佛经，我们能正确定名为“维摩诘经变”，一主二胁侍式的维摩诘经变、坐于山石之上的维摩诘仍令人费解。
还有，我们大胆猜测剑川石钟山石窟的功德主可能和周边盐矿有关，他们为什么选择在石钟山开窟造像而非其他地址，问题看似简单却很难确切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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