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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古今中外，酒都被认为是唯美绝伦的神品。相传在上古时代，圣王尧、舜、禹等都喜好饮酒。大禹就是因其神奇而顿生警戒，说：“后世君王中一定会有因为贪嗜美酒而亡国的。”（《战国策·魏策二》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东方先贤在造字时，取“水”“酉”为字形，以“就”为字音，体现人的天性喜酒，酒能展现人性善恶。（《说文解字》载：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从水，从酉，酉亦声。一曰造也，吉凶所造也。）
酒精的麻醉作用能使人产生如梦如幻的朦胧之感。古人认为这种神奇氛围更契合于和神灵沟通。因此酒在古今都是重要的祭品，饮酒具有宗教意义。举行各种宴会都先要以酒祭神，从宾客中推举德高望重者，撒酒示祭，然后才能开宴，时称“祭酒”。（《陔余丛考·祭酒》载：祭酒本非官名，古时凡同辈之长，皆曰祭酒。盖饮食聚会，必推长者先祭。 胡广曰：古礼，宾客得主人馔，则老者一人举酒以祭，示有先也。）
久而久之，祭酒成为一种官职名称。春秋名儒荀子曾经三次担任祭酒之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而荀卿三为祭酒焉。” 司马贞索隐：“谓荀卿出入前后三度处列大夫康庄之位，而皆为其所尊。”）
汉时专设博士仆射一职，后来改为博士祭酒，为首席博士。新莽时期，王莽置师友祭酒、六经祭酒，为太子师友、六经讲师中的首席专家。（《汉书·王莽传》：“为太子置师、友各四人，秩以大夫……又置师友祭酒及侍中、谏议、六经祭酒各一人。”）
公元198年，曹操在司空府设置军师祭酒，为其首席参谋。首任军师祭酒是名臣郭嘉。（《武帝纪》载：三年春正月，公还许，初置军师祭酒。《郭嘉传》载： 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为司空军师祭酒。）
周礼中的饮酒礼仪极为繁复，明确规定君王、士大夫饮酒，恭肃饮过三杯，就要退出酒筵，不能继续再饮。（《礼记》载：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礼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则坐。）
但是很多人饮过三杯，酒精的麻痹作用即可击穿其精神防御，各种兴奋直触灵魂。在高昂的酒兴冲动之下，很少会有人能抵挡住诱惑而坚持不再继续饮用。
当年晋灵公要杀重臣赵盾，设宴请他喝酒。赵盾显然是喝了一杯又一杯，直到他的车夫发现附近埋伏有武士，疾步上殿堂，抓住赵盾说：“臣子陪王宴饮，喝三杯还不告退，不合礼仪。”急急地扶他走下宫殿。赵盾这才逃过一劫。（《左传》载：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 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
按照当时的礼仪，酒令在筵席上也极为整肃，具有法律的刚性，不容置疑，不可突破。魏文侯和众臣饮酒，让公乘不仁担任监酒官。不仁和大家约定，杯中没有饮尽的，要罚他再喝一大杯。结果魏文侯最先违令，不仁于是举杯处罚。魏文侯权当没有看见。旁边侍者解释说：“国君已经喝醉，你就放过吧。”不仁不依不饶：“上行下效，规矩既已设定，君主不按规矩来怎么可以？”魏文侯听到这里，说了声好，端起杯子一饮而尽，又说：“不仁是个好同志！”（《说苑》载：魏文侯与大夫饮酒,使公乘不仁为觞政,曰：“饮不釂者,浮以大白。”文侯饮而不尽釂，公乘不仁举白浮君，君视而不应。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书》曰：前车覆,后车戒。盖言其危，为人臣者不易，为君亦不易，今君已设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举白而饮，饮毕，曰：“以公乘不仁为上客！”）
直到汉代，酒令依然具有至高无上的约束力，监酒官可以据此杀伐决断。汉初高后时代，太后有一次设宴，命朱虚侯刘章（齐悼惠王刘肥之子）担任监酒官。刘章先讲酒令：“臣是武将之后，请准许能按军法行事。”太后说：“可以。”一番畅饮后，吕氏族人中有一人喝醉，逃离现场，刘章就追过去，果断拔剑斩杀，然后返回禀报：“有一个人逃离酒席，已按军法处斩。”太后等人大为吃惊，但是既已允准要按军法行事，也就只有这样。（《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载：尝入待高后燕饮，高后令硃虚侯刘章为酒吏。章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进饮歌舞……顷之，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剑斩之，而还报曰：“有亡酒一人，臣谨行法斩之。”太后左右皆大惊。业已许其军法，无以罪也。）
虽然古代的洒礼繁杂严苛，但是在酒精的麻醉作用下，任何礼法都会被畅饮者的豪情激奋所突破。自周朝以来，各种关于劝酒、逼酒、斗酒的记载林林总总，为枯燥乏味的史料平添了几许烟火气息，也使历史人物具有更多的色彩感。
战国四公子都是当时的酒中豪士。平原君赵胜不仅善饮，还是有名的劝酒大师。他有次和孔子的六世孙孔穿在一起喝酒，孔穿已经不胜酒力，连连推辞。赵胜于是劝道：“尧、舜二帝尚能喝千盅，您的祖上孔子也可连喝不醉，连子路也能喝上十来壶……古来圣贤哪有不喝酒的，你还矜持什么？”（《孔丛子·儒服》：平原君与子高饮，强子高酒，曰：“昔有遗谚：尧舜千钟，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饮十榼。古之圣贤，无不能饮也，吾子何辞焉?”）
三国时期，旧的酒宴礼仪几乎完全败坏，整个社会酒风盛行，愈发显得繁费奢糜。
刘表主政荆州时，父子都嗜酒，为此特制三个酒杯，大杯叫伯雅，中杯叫仲雅，小杯叫季雅，统称为三雅。其小雅盛酒五升、中雅盛六升、大雅盛七升。（《典论‧酒诲》载：荆州牧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伯受七升。仲受六升。季受五升。）后以"三雅"泛指酒器，三雅盛酒十八升，约合现在的四斤，饮三雅不醉才算有量。“雅量”一词即由此而来。后来泛指人们气度宽宏，大器能容。
按照《汉书·食货志》里的记载：“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可推知当时无论清酒、浊酒都是薄酒（酒精度数较低），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啤酒或黄酒。连饮三雅而不醉，其实并不算真正好酒量。曹魏名将满宠到老迈之年，仍能饮酒一石而不乱方寸。一石时为十斗，折合十公斤，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两打（24瓶）啤酒。
公元228年，曹魏宗室重臣曹休去世后，满宠接任都督扬州诸军事。原本有望接任的扬州刺史王凌心生不满，于是上表指责满宠年迈悖谬，湎于饮酒，不堪重任。皇帝放心不下，急征满宠回朝，有意给满宠灌酒以观其表现。满宠当场喝酒一石而神色如常。皇帝见满宠酒量不减，甚为欣慰，就让他继续回到扬州领兵。（《满宠传》注引《世语》载：王凌表宠年过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将召宠……宠既至，进见，饮酒至一石不乱。帝慰劳之，遣还。）
东吴政权的宫廷宴会，往往一摆就是一天，孙皓时代的酒风尤甚，入席者无论是否善饮，每人至少先喝七升。如果完成不了，就要被强迫灌完喝光。侍中韦曜饮酒，向来不超过两升，因此一度受到特殊待遇，孙皓时常示意给他少倒，或者让人暗中给他的酒杯里换上茶水。这便是以茶代酒的起源。（《韦曜传》载：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
三国时期便出现了最早有文字记载的醉驾。名士管辂有次去见堂兄管孝国时，遇见管孝国的两位朋友。待二人离开后，管辂对堂兄说：“这两个人天庭和口、耳之间有凶气，预示着他们会马上遭遇灾祸，性命不保。”果然在几十天后，两人饮酒到深夜，同乘牛车返回时，因为醉酒致使辕牛受惊，车辆翻入漳河，人、牛都被淹死。（《管辂传》载：辂族兄孝国，居在斥丘，辂往从之，与二客会。客去后，辂谓孝国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间同有凶气……少许时当并死也。”复数十日，二人饮酒醉，夜共载车，牛惊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也。”）
名士邴原的酒量很大，能够痛饮一天不醉。但是邴原意志坚定，认为喝酒影响学业，外出求学的八九年间始终滴酒不沾。（《邴原传》注引《原别传》载：原旧能饮酒，自行之后，八九年间，酒不向口……原曰：“本能饮酒，但以荒思废业，故断之耳。今当远别，因见贶饯，可一饮宴。”于是共坐饮酒，终日不醉。）
汉末书法家师宜官非常珍视自己的作品，每次书写之后就把作品削毁、烧掉。但他嗜酒如命。有个叫作梁鹄的书法爱好者便时常给他提供版牍、竹片，并请他喝酒，等他喝醉后再把写好的作品偷拿出来，以此为楷模潜心苦练。后来因为字写得好而官至选部尚书。当时曹操谋求担任洛阳县令，但是梁鹄提议他任洛阳北部尉。梁鹄后来归依刘表。等到曹操平定荆州，悬赏寻找梁鹄。梁鹄心中畏惧，便把自己捆绑起来向曹操自首。曹操很推崇他的书法技艺，就任命其代理军司马，让他在秘书处处理文案，以便于学习他的书法艺术。曹操曾经把梁鹄的作品悬挂在军帐之中、钉在墙上，反复欣赏玩味，认为他的造诣已经胜过师宜官。（《武帝纪》注引韂恒《四体书势序》载：至灵帝好书，世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甚矜其能，每书，辄削焚其札。梁鹄乃益为版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札，鹄卒以攻书至选部尚书。于是公欲为洛阳令，鹄以为北部尉。鹄后依刘表。及荆州平，公募求鹄，鹄惧，自缚诣门，署军假司马，使在秘书，以勤书自效。公尝悬着帐中，及以钉壁玩之，谓胜宜官。）
吴臣郑泉，天性嗜酒，闲居在家时常说：我向往有艘船上盛满美酒五百斛，船头船尾摆满各种下酒菜，泡在酒池一通畅饮，喝累了大口吃菜，酒杯里稍有减少，随即就有人满上，这种生活才够惬意！临终前交待知己好友说：要把我埋在陶瓷作坊旁边，等到百年之后化为泥土，仍有幸能随手取来酒壶，这样才能心满意足。（《吴主传》注引《吴书》载：而性嗜酒，其闲居每曰：“愿得美酒满五百斛船，以四时甘脆置两头，反覆没饮之，惫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减，随即益之，不亦快乎！”……泉临卒，谓同类曰：“必葬我陶家之侧，庶百岁之后化而成土，幸见取为酒壶，实获我心矣。”）
吴将周瑜最为风雅。他年轻时就对音律具有特别敏感。即使在宴饮上酒过三巡，听到乐师弹奏时出现一点儿差错，周瑜仍能听出来破绽，因此会不自觉地朝乐师方向看上一眼。所以当时有歌唱道：“曲有误，周郎顾。”（《周瑜传》载：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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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味辣涩，古今饮者所躭嗜的其实不是喝酒本身，而是畅饮的豪迈，以及梦幻般的酒后状态。酒精蕴涵着能使人突破理性的巨大能量。在古今所有饮食中，唯一能够使人抛弃礼俗、摆脱束缚、重回天性的便是美酒。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潜伏着与生俱来的各种欲求念想。平时囿于世俗礼法和伦理纲纪常，会有意无意地自行平抑调剂，保持平和肃静、中规中矩。在酒酣耳熟之后，潜意识里的各种感性欲念便会像潮水般席卷而来，饮者由此进入前所未有的完全自由状态，颠狂豪气，随心所欲，天马行空，洋洋洒洒，挥斥方裘，至性至情甚至煽情矫情。
汉昭帝时代，一个在皇帝身边服侍的郎官因为醉酒，公然在森森宫殿里当众小便。主事官员上奏严惩。光禄勋张安世出面为他开脱，才使其免遭重罚。（《汉书·张安世传》载：为光禄勋，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浆邪？如何以小过成罪！”）
名士刘伶时常纵酒，酒后就在房里赤身裸体。有人见了讥笑，他说：“我把天地当房子，把房屋当裤子，你们为什么要钻到我的裤子里？”（《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 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
曹植因为才高八斗，凡事率性而为之，饮酒更是毫无节制。公元219年关羽北伐襄樊，曹仁的襄宛军团被团团围困，形势异常危急。曹操任命曹植为南中郎将、代行征虏将军，准备派他率军解围襄樊。但是军令发出时，曹植却喝得酩酊大醉，东倒西歪地无法受命。曹操随即免他的职务，从此不再重用。（《曹植传》载：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罢之。）
魏臣徐邈担任曹魏尚书郎时，北方全境禁酒，徐邈却时常私下畅饮，有一次喝得沉醉时，曹操派中书校事赵达前来咨询某件事情办得怎么样。赵达是曹操手下知名的特务头子，他的威势曾经让很多曹魏重臣闻风丧胆、毛骨悚然。但是徐邈沉醉，以为是有人在劝酒，便说：“我要喝清酒……”（《徐邈传》载：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沈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脩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
那些平时道貌岸然的王公贵族，酒醉后和街头的牛二没有两样。
黄初五年（公元224年），曹魏中郎将、持节督幽、并诸州军事的吴质进京朝拜，曹丕让宫中提供酒菜，请文武到吴质家里欢聚。吴质找来说唱艺人现场表演，让他们表演相声，戏说人的肥瘦，结果惹恼了中军大将军曹真和中领军朱铄，曹真认为艺人是在影射自己肥胖，就冲吴质发怒:“您这是故意让下人们羞辱我吗？……这些戏子们竟然如此轻贱，看我不敢杀了他们。”朱铄也埋怨说：“陛下让我们来和您一起共欢，你怎么能够这样？”双方各自拔剑，险些火并。（《王粲传附吴质传》注引《吴质别传》记载：质黄初五年朝京师，诏上将军及特进以下皆会质所，大官给供具。酒酣，质欲尽欢。时上将军曹真性肥，中领军朱铄性瘦，质召优，使说肥瘦。真负贵，耻见戏，怒谓质曰：“卿欲以部曲将遇我邪？”骠骑将军曹洪、轻车将军王忠言：“将军必欲使上将军服肥，即自宜为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轻脱，吾斩尔。”遂骂坐。……铄因起曰：“陛下使吾等来乐卿耳，乃至此邪!”）
像孔融这样的世家名儒，在酒后也难免口出不伦、大放厥词。他曾经和弥衡在酒后谈论，说父亲之于儿女哪有什么亲情可言？从其本意上说，胎儿孕育不过是情欲之驱使罢了；女儿之于母亲也是这样；因此胎儿降生就像是从器物里取东西，取出之后就两不相干。这种言论即使在两千年后依然是离经叛道的大不伦。曹操授意郗虑等谄构孔融，并集中攻击其道德楷模的形象。孔融也因为自己的醉疾而招致杀身灭门之祸。（《后汉书‧孔融传》载：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奏孔融曰：……又前与白衣祢衡跌宕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尔。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缻中，出则离矣。”继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书奏，下狱弃市。时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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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在哲学语境里具有极其鲜明的水火相剂之象：其既为水，则性至柔；然而酒性刚劲，味辛辣，势迅剧，少饮可通血脉、散温气，消忧发怒，宣言畅意。谈笑之间，酒性与蕴藏在内心深处的英雄气相遇相融，迸发出愈发澎湃的雄壮激烈。因此在东方文化里，美酒和英时常相伴相随，交相辉映。酒被喝出灵气，人也醉出精神。研讨相关史料，无数英雄豪杰，数千里江山揽胜，所有的壮怀激烈仿佛被融化在一碗甘烈的酒里。
壮士典韦嗜酒，好美食，饭量能顶上几个人，每次曹操赏赐酒食，他狼吞虎咽，身边需要几个仆人忙不迭地添汤倒酒。公元197年征达宛城，张绣请降。曹操宴请张绣及其属下将领。在曹操敬酒时，典韦手持大斧立于身后，曹操每走到客人面前，典韦便举着大斧用眼瞪他。从头到尾，宛城降将没有一个人敢正视曹操。后来张绣反悔，偷袭曹操大营，典韦拦在门口奋力搏杀，掩护曹操逃脱。当时他手下只有十几人，无不以一当十，殊死搏战。敌军先后杀入，越聚越多，典韦手持长戟，左挑右击，举戟横扫，便有十多杆长矛被击断。他的卫士死伤殆尽，典韦也多处受伤，此后敌军扑过来，短兵相接。典韦双臂挟着两个敌兵，同时击杀，其他敌兵不敢前进。典韦再次冲过去，连杀数人，但是伤口发作，瞪眼大骂而死。敌兵这时才敢走过来，取下首级，相互传递观看，又赶过来看他尸体。曹操退到舞阴才停下来，听说典韦战死，涕泪横流，想法找人取回他的遗体，亲到现场哭祭。（《典韦传》载：好酒食，饮啖兼人，每赐食于前，大饮长歠，左右相属，数人益乃供，太祖壮之……太祖征荆州，至宛，张绣迎降。太祖甚悦，延绣及其将帅，置酒高会。太祖行酒，韦持大斧立后，刃径尺，太祖所至之前，韦辄举斧目之。竟酒，绣及其将帅莫敢仰视。后十余日，绣反，袭太祖营，太祖出战不利，轻骑引去。韦战于门中，贼不得入。兵遂散从他门并入。时韦校尚有十余人，皆殊死战，无不一当十。贼前后至稍多，韦以长戟左右击之，一叉入，辄十余矛摧。左右死伤者略尽。韦被数十创，短兵接战，贼前搏之。韦双挟两贼击杀之，余贼不敢前。韦复前突贼，杀数人，创重发，瞋目大骂而死。贼乃敢前，取其头，传观之，覆军就视其躯。太祖退住舞阴，闻韦死，为流涕，募间取其丧，亲自临哭之。）
东吴名将凌统不满十五岁就担任别部司马、代理破贼校尉。公元208年，一次在和诸将饮酒时，都督陈勤刚勇任性，在督查大家饮酒时欺负一桌人，不按规矩罚酒。凌统反感他的傲慢，便斥责他不要太任性。陈勤于是当场辱骂凌统，还诅咒他的父亲。凌统的父亲凌操战死沙场，为江东英烈。凌统眼里噙着泪水，始终保持克制。宴席散后，陈勤趁着酒劲愈发凶狂，在路上继续侮辱凌统。凌统终于忍无可忍，于是奋力挥刀一击，陈勤被砍成重伤，不治而亡。正赶上总攻敌军营寨，凌统说：“我若不战死，无法向主公谢罪！”于是督率激励士卒，冒着枪林箭雨，负责主攻的那面城垣很快被攻破，诸将乘胜冲杀，随即攻破敌军。大战结束，凌统自行捆绑后到军事法庭自首。孙权认为他果敢坚毅，让他戴罪立功、以功赎罪。后来再伐江夏，凌统担任前锋，和几十名勇士共乘一艘船，远远驶在主力部队前方几十里，进入右江后，斩杀黄祖的将领张硕，全部俘获船上将士，并返回向孙权汇报敌情，孙权率领大军日夜兼程，水陆并发。此役，吕蒙击败敌人水军，凌统又先夺城池，于是大获全胜。（《凌统传》载：统与督陈勤会饮酒，勤刚勇任气，因督祭酒，陵轹一坐，举罚不以其道。统疾其侮慢，面折不为用。勤怒詈统，及其父操，统流涕不答，众因罢出。勤乘酒凶悖，又于道路辱统。统不忍，引刀斫勤，数日乃死。及当攻屯，统曰：“非死无以谢罪。”乃率厉士卒，身当矢石，所攻一面，应时披坏，诸将乘胜，遂大破之。还，自拘于军正。权壮其果毅，使得以功赎罪。后权复征江夏，统为前锋，与所厚健儿数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数十里。行入右江，斩黄祖将张硕，尽获船人。还以白权，引军兼道，水陆并集。时吕蒙败其水军，而统先搏其城，于是大获。）
公元213年，曹操出兵征伐东吴。东吴骁将甘宁担任前部督，受命出击骚扰敌人先锋部队，孙权特为他赐赏米酒和菜肴，甘宁把酒菜分给手下一百多人，然后拿起银碗斟酒，自己先喝两碗，递给他的都督，都督躬身致敬，没有接碗。甘宁操刀放在膝上，说：“主上对你的赏识相比我甘宁怎样？我还不怕死，就你怕死？”都督见他声色俱厉，当即起身拜谢，然后接住酒碗，全体敢死队员也每人各饮一碗。到夜里二更，众人嘴衔小木棍出发，直接闯入敌军营地，搬走鹿角，翻越营垒，进入营寨，斩杀数十首级。曹军顿时陷入惊慌混乱，军士手举火把，来回奔走，如同星光。而此时甘宁已经回到己方大营，奏响鼓乐，高呼万岁。甘宁连夜拜见孙权，孙权惊喜地说：“孟德有张辽，孤有兴霸，足可相敌。”（《甘宁传》载：后曹公出濡须，宁为前部督，受敕出斫敌前营。权特赐米酒众殽，宁乃料赐手下百余人食。食毕，宁先以银碗酌酒，自饮两碗，乃酌与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时持。宁引白削置膝上，呵谓之曰：“卿见知于至尊，孰与甘宁？甘宁尚不惜死，卿何以独惜死乎？”都督见宁色厉，即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银碗。至二更时，衔枚出斫敌。敌惊动，遂退。《江表传》载：宁乃选手下健儿百余人，径诣曹公营下，使拔鹿角，逾垒入营，斩得数十级。北军惊骇鼓噪，举火如星，宁已还入营，作鼓吹，称万岁。因夜见权，权喜曰：“孟德有张辽，孤有兴霸，足相敌也。”）
公元214年，刘备在名士庞统等的辅佐下攻取益州，大军直赴成都，过关斩将，一路杀到涪城后，大会诸将，置酒作乐。刘备对庞统说：“今日大会，我们可谓欢畅开怀！”庞统回答：“攻伐他人之国而以为欢畅，这不是仁者之兵。”当时刘备已经酒醉，大怒说：“当年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难道周武王不是仁者？这么说不对，请你出去！”庞统于是谦恭退出。刘备很快后悔，又把庞统请了回来。庞统回到自己的坐席，只管镇静自若地饮酒吃菜。刘备主动问他：“我们刚才争论，究竟是谁的过失？”庞统回答：“君臣都有过失。”刘备大笑，宴会现场欢乐如初。（《庞统传》载：于涪大会，置酒作乐，谓统曰：“今日之会，可谓乐矣。”统曰：“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邪？卿言不当，宜速起出！”于是统逡巡引退。先主寻悔，请还。统复故位，初不顾谢，饮食自若。先主谓曰：“向者之论，阿谁为失？”统对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乐如初。）
关羽在征战时曾被流箭射中，箭头贯穿左臂，创伤虽然愈合，但每逢阴雨天气，骨头时常疼痛，医生诊断说：“箭头有毒，毒素浸入骨头，应当割开伤口，刮骨疗毒，手术之后才能除去病根。”关羽决定接受手术治疗，当时正在宴请诸将饮酒欢宴，便伸出左臂让医生处理。手术时，那只手臂鲜血淋淋，下边的盘子里也淌满了血。但是关羽谈笑风生，若无其事地喝酒吃肉。（《关羽传》载：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適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公元257年，司马昭授意征召镇东大将军诸葛诞回朝，诸葛诞自知前景不妙，于是宴请属下将领，赐酒让大家喝醉时，然后说：“我前段刚制作一千套铠甲，本来是想用来攻击贼兵，但是现在即将回京，已经用不了了，准备暂时拿出来让大家高兴一番。”于是率领七百披挂将士出营，诛杀名将乐进之子、扬州刺史乐綝，然后起兵反叛。（《魏末传》载：诞既被徵，请诸牙门置酒饮宴，呼牙门从兵，皆赐酒令醉，谓众人曰：“前作千人铠仗始成，欲以击贼，今当还洛，不复得用，欲蹔出，将见人游戏，须臾还耳；诸君且止。”乃严鼓将士七百人出……遂杀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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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时局动荡，灾荒连绵。征战各方为了确保口粮，都明文规定禁酿、禁酒。但是无论帝王将相还是普通百姓，大都嗜酒好饮，所以各方面禁酒都不太成功，只有吕布在徐州是个例外，但他也由此脱离众将，失去人心，最终招致战败身死。
公元196年吕布驱走刘备、夺占徐州后，即全面实行禁酒政策。不久后刘备屈意来投，被安排到小沛。吕布的骑兵主将候成派人外出牧马，那人乘机带着十五匹战马前去投奔刘备。侯成得信，亲率骑兵去追，把十五匹战马全都追回。众将前来祝贺，候成就拿出私酿的五六斛酒、十多头猪招待大家。开宴之前，先带了半扇猪肉、五斗酒，亲自送到吕布的府第，跪拜说：“托将军恩德，所失战马都已追回。众将前来祝贺，自酿美酒少许，猎得几头肥猪，不敢独自享用，先奉献给将军享用，略表我等心意！”吕布听了大怒，说：“我下令禁酒，你偏要酿酒，还与众将称兄道弟、聚众共饮。你们这是成心要谋杀我吕布？”候成大为惊惧，怯怯退下，只好把所有美酒全都倒掉，退还了众将所送的份子，由此变得惶惶不安。后来曹操围攻下邳时，侯成因此率军降曹。（《吕布传》注引《九州春秋》载：初，布骑将侯成遣客牧马十五匹，客悉驱马去，向沛城，欲归刘备。成自将骑逐之，悉得马还。诸将合礼贺成，成酿五六斛酒，猎得十余头猪，未饮食，先持半猪五斗酒自入诣布前，跪言：“闲蒙将军恩，逐得所失马，诸将来相贺，自酿少酒，猎得猪，未敢饮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布禁酒，卿酿酒，诸将共饮食作兄弟，共谋杀布邪？”成大惧而去，弃所酿酒，还诸将礼。由是自疑，会太祖围下邳，成遂领觽降。）
曹操做事向来凌厉，毫不拖泥带水，但是在禁酒这件事上却始终没有做好。他的禁酒令一颁布立即遭到孔融等人的强烈反对。孔融嘲讽说：“天上有酒旗星，地下有酒泉郡，所以人们历来好酒。尧帝千杯不醉，才能成为圣人。再一个说，夏桀、商纣都是因为好色而亡国，你曹司空真是有本事，干脆把正常的男女婚姻都给禁了。”（《崔琰传》注引《续汉书》：太祖制酒禁，而融书啁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钟，无以成其圣。且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
刘备在蜀地禁酒，也遭到其部属的抵制。史料记载那年天旱歉收，刘备下达禁酒令。执法者在一户人家搜出酿酒器物，认为他们虽然没有酿酒，但是私藏器物，应该与酿者同罪。名士简雍向来散慢，显然对其禁酒政策心怀不满。一次和刘备外出巡视，他指着路边一个男子，说：“此人欲行强奸之淫，为什么不把他也抓起来？”刘备听了诧异，问他何以知之，简雍说，此人虽然未行奸淫之实，但是他有作案的工具，跟那个家里私藏酿酒器物的民户一样。刘备大笑，于是下令不再追究。（《简雍传》载：时天旱禁酒，酿者有刑。吏于人家索得酿具，论者欲令与作酒者同罚。雍与先主游观，见一男子行道，谓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缚？”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对曰：“彼有其具，与欲酿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酿者。）
东吴则未见有禁酒记载——从表面看，江东集团里酒鬼特别多，孙权、孙皓等几任皇帝都嗜酒如命，好像根本无法禁酒，其实根本原因还是江南地区在汉末战乱中受到的破坏较小，中原士民大量渡江避难，推动了南方开发，因此其农耕生产相对稳定，整体状况好于其他地区。
孙权在武昌时，曾登临钓台，饮酒大醉。他让人用水泼洒众臣，说：“今天痛饮，每个人都必须要醉到伏卧不起，方可罢休。”张昭听了神情严肃，不发一言，走到外面的车里坐着。孙权派人喊他回去，说：“只为了一起开心罢了，您何必要生气？”张昭回答：“当年纣王堆糟山、建酒池，通宵达旦地喝酒，也只认为是作乐，而不以为是在胡闹！”孙权顿时沉默，面露愧色，于是宣布停止。（《张昭传》注引《吴录》载：权于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权使人以水洒群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车中坐。权遣人呼昭还，谓曰：“为共作乐耳，公何为怒乎？”昭对曰：“昔纣为糟丘酒池长夜之饮，当时亦以为乐，不以为恶也。”权默然，有惭色，遂罢酒。）
孙权一次设宴，让诸葛恪给大家敬酒，敬到张昭面前时，张昭已有酒意，不肯再饮，便说：“这可不是敬老之礼。”孙权说：“你只有说服张公，他才会一饮而尽。”诸葛恪于是反问：“从前的姜太公九十岁，尚且执旗持钺，领军征战，并不言老；如今军旅征伐，让您只留守后方，饮酒吃饭时却推崇在前，您怎么能说不是敬老之礼？”张昭听了无话可说，只好一饮而尽。（《诸葛恪传》载：命恪行酒，至张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饮，曰：“此非养老之礼也。”权曰：“卿其能令张公辞屈，乃当饮之耳。”恪难昭曰：“昔师尚父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昭卒无辞，遂为尽爵。）
诸葛恪的父亲诸葛瑾长着一张大长脸，孙权认为像是驴脸，便在一次酒宴上让人牵来一头驴，在驴脸上贴上牍片，上写“诸葛瑾”三字。诸葛瑾之子诸葛恪见状跪下说：“恳请大王容许我再加上两个字。”孙权让人送上笔墨，只见诸葛恪在牍片上续写了“之驴”两个字。举坐欢笑，孙权就把这头驴赐给诸葛恪。（《诸葛恪传》载：恪父瑾面长似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坐欢笑，乃以驴赐恪。）
公元221年孙权称王时，在庆功宴进入尾声之际，起身敬酒，虞翻倒在地上装醉，佯装不能自持，但是等孙权离开后，又起身坐下。孙权于是震怒，手持宝剑要斩杀他，在座群臣无不惊恐，只有大司农刘基抱住孙权，苦苦劝谏：“大王酒过三巡而斩杀名士，就算他虞翻有罪，但是外人谁知道这些？而且大王向来包容贤者、兼取士人，所以四海之内望风而动，如今因此一下子丢掉这些好名望，这怎么可以？”孙权说：“曹操还能杀孔融，我杀个虞翻又有何妨？”刘基说：“那曹操正因为滥杀士人，才饱受天下非议。大王躬行德义，您是能和尧、舜相比的贤君，怎么能够自比曹操？”虞翻这才得以免死。孙权酒醒后给身边人下令，从今往后凡是酒后说要杀某人时，统统不要真杀。（《虞翻传》载:权既为吴王，欢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阳醉，不持。权去，翻起坐。权于是大怒，手剑欲击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农刘基起抱权谏曰：“大王以三爵之手杀善士，虽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贤畜众，故海内望风，今一朝弃之，可乎？”权曰：“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于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轻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义，欲与尧、舜比隆，何得自喻于彼乎？”翻由是得免。权因敕左右，自今酒后言杀，皆不得杀。）
前将军朱桓心高气傲耻为人下，他领兵在外，与孙权派驻的监军胡综意见不合，两人发生矛盾朱桓要秘密除掉胡综，孙权以朱桓行为异常召回养病，后来前方吃紧又决定让他回去。朱桓举杯向孙权敬酒时说：“臣就要远去，只想捋一捋陛下的胡须，此生也就没有什么遗憾。”孙权听了身体前倾，靠近案几，朱桓上前捋了捋孙权的胡须，说：“微臣今天真的可以说是捋了老虎的胡须。”孙权听了大笑。（《朱桓传》注引《吴录》载：桓奉觞曰：“臣当远去，愿一捋陛下须，无所复恨。”权冯几前席，桓进前捋须曰：“臣今日真可谓捋虎须也。”权大笑。）
公元266年，末代皇帝孙皓一大宴群臣，常侍王蕃酒醉倒地，被侍卫抬了出去。孙皓开始就怀疑他装醉，当时很不高兴。王蕃后来请求进来，但是酒醉没有全醒。孙皓大怒，令手下推出殿外斩杀。（《孙皓传》载：蕃沈醉顿伏，皓疑而不悦，轝蕃出外。顷之请还，酒亦不解。蕃性有威严，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于殿下斩之。）
三国乱世，虽然之前的宴饮礼仪几被废弃，但是君臣、同僚之间饮酒作乐，仍然会遵循基本礼俗，君臣上下，尊卑有序，不失大礼，只有东吴方面的宴乐风气怪诞滑稽，君臣间没大没小，宴会秩序混乱不堪，全然没有其自谓天命正统应有的庄肃威严，倒像一个临时拼凑的草台班子。所谓酒风看政风，江南的政治图谱因此显得有些模糊，在三国争霸中给后人留下的印象像是一个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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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酒后总是更能自由充分地坦露心迹，表达欲求，因此饮酒具有极其强大的抒情功能。从某种程度上说，酒文化最繁盛的时代，总是社会环境最严酷、人的精神世界最悲苦的时期。三国史上酒鬼多，与三国时期的政治气氛紧密相关。在那种混乱血腥的杀戮时代，很多士人进退失措，只能通过豪饮实现自我麻醉、自我逃避和自我救赎。
竹林七贤里那些人物恣意纵酒，放浪形骸，既不合当时主流价值，也未必都能称得上大德大贤。世人对他们推崇有加，主要是因为在魏晋交替时期，他们在感情上亲近曹魏政权，而对篡逆者持有某种政治上的义愤。因此他们代表了乱世中的一种倾向和思潮。
阮家的士人们普遍嗜酒。阮籍的侄子阮咸入席后，就不再用酒杯斟酒，而改用盆子倒酒，围坐一圈，放开畅饮。有次一群猪跑过来喝盆里的酒，阮咸便直接凑上去和猪一起痛饮。（《晋书·阮咸传》载：诸阮皆饮酒，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杯觞斟酌，以大盆盛酒，圆坐相向，大酌更饮。时有群豕来饮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
阮籍本有远大人生抱负，但是在改朝换代的混乱时候，眼看派系之争愈演愈烈，白色恐怖风雨满城，多数士人无法自保善终，因此不闻世事，时常酗酒求醉。（《晋书·阮籍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听说母亲去世的消息，阮籍正在下棋，对手请求中止，他却坚持要下完残局。然后饮酒二斗，突然放声大哭，连吐几口鲜血。老人下葬时，他吃了一只蒸猪，又连喝两斗酒，然后诀别，一声：“完了！”悲哭之后，连吐鲜血，悲痛伤身，致使他骨瘦如柴，几乎丧命。（《晋书·阮籍传》载：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
阮籍事实上一直徘徊在体制边缘，先后担任尚书郎、大将军（曹爽）参事、太傅（司马昭）从事中郎等。由于后来听说步兵校尉一职空缺，那里伙食好，美酒多，将士们又会酿酒，于是上书请求担任步兵校尉。（《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载：太尉蒋济闻而辟之，后为尚书郎、曹爽参军，以疾归田里。岁余，爽诛，太傅及大将军乃以为从事中郎。后朝论以其名高，欲显崇之，籍以世多故，禄仕而已，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
特殊的政治环境，使阮籍时常处于恐惧之中，既不敢偏离权力核心，又不愿意与当权者走得太近。他在改任步兵校尉后，虽然已经不再是司马昭的佐官，但是仍然时常光顾司马昭的大将军府，每次朝宴必定参加。（《晋书·阮籍传》载：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
但是听说司马昭想为儿子迎娶自己的女儿，阮籍又怕司马氏一旦倒台连累自己，于是每天喝得酩酊大醉，接连两个月无法沟通，司马昭只好作罢。（《晋书·阮籍传》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阮籍内心里失意苦闷到极点，时常独自独驾车漫无目的地往前驰行，总是行至道路尽头，悲声痛哭返回。（《阮瑀传》注引《魏氏春秋》载：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当时也有人认为阮籍内心郁结愁闷，只能依靠喝酒来排遣。（《世说新语·任诞》载：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需酒浇之”。）
刘伶有次口渴，向妻子要酒喝。妻子把酒倒掉，把酒壶砸了，哭着劝他：“你喝酒太多，不是养生之道，必须要戒掉。”刘伶说：“好！但是我不能制止自己，只有向鬼神祷告并自己发誓。你准备好酒菜吧。”妻子照办，只见刘伶跪下来说：“天生我刘伶，嗜酒为美名。一次喝一斛，五斗才过瘾。妇道人家的话千万不能听！”拜过仍然照喝照吃，不一会便又醉倒。（《晋书·刘伶传》尝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酒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当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从之。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儿之言，慎不可听。”仍引酒御肉，隗然复醉。）
名士嵇康遇难，是三国文化史上极为悲壮的一幕，也改变了很多酒中名士的人生轨迹。
嵇康身高七尺八寸，风度姿态秀美出众。见到他的人都赞叹他举止萧洒安详，气质豪爽清逸。山涛评论他的魁梧挺拔像是孤松傲立，酒后醉态则像玉山行将倾倒。（《世说新语》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山公曰：“往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王戎说他与嵇康共处二十年，从没见过他有过大喜大悲的时候。（《晋书·嵇康传》载：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然而，这个温润俊朗的清逸之士却有着极其坚硬强大的内心世界。作为曹魏皇室的女婿，他在政治上采取完全不合作态度，没有任何屈服妥协，招致执政者的忌恨。
他听说自己最好的朋友、尚书选曹郎山涛曾推荐自己做官，便奋然撰写公开信与之断绝关系。他在《绝交书》里申明自己赋性疏懒，放任自然，不堪接受当时的体制和礼法约束，又公然非议商汤、周武王，影射司马昭图谋不轨，意在篡权夺位。司马昭对此大为恼火。（《三国志王粲传附嵇康传》注引《魏氏春秋》载：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
嵇康被捕后，洛阳三千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他，并且表示愿意拜他为师，司马昭不许。临刑前，嵇康神色不变，见日影还有时间，便要来瑶琴弹奏，说：“过去袁孝尼曾想跟我想学《广陵散》，我当时没有教他。现在大家听到的将是绝响！”就义时年仅四十岁。海内之士，无不扼腕痛惜。（ 《晋书·嵇康传》载：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
稽康之死，是三国历史上具有标识意义的事件。嵇康遇害后，天下名士深受震慑，很多人从此走上与权臣合作、合流之路。一个时代的文人风骨被完全消解，屹立于中古史上的魏晋精神也由此坍塌。
之前始终隐居不仕的名士向秀，在嵇康被杀后，只好老老实实地接受推举，进入洛阳后，在当权者面前也表现得乖巧伶俐。司马昭问他：“听说你有隐居之志，现在为什么又来见我？”向秀回答：“像巢父、许由这些隐者，都很偏激狭隘，不解君王的苦心。我怎么可能会仰慕他们？”司马昭听得很高兴。向秀后来担任散骑侍郎，转为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但毕竟是因为怕丢脑袋才勉强任职，因此并不恪尽职守，只是滥竽充数地混日子。（《晋书·向秀传》载：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后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
阮籍对于嵇康遇难不仅没有表示过任何义愤，反而摧眉折腰为权臣晋阶摇旗呐喊。公元263年10月，司马昭决意晋职相国、加九锡——按照当时的流程设置，司马氏篡位夺权由此正式启动。这期间需要有百官配合，这边谦辞退让，那边反复劝进。为百官撰写《劝进表》的任务便交给阮籍——这明显是个为虎作伥的差事，完全突破了阮籍的人格底线，然而他却半推半就地应承下来。后来假借醉酒忘事，直到有官员来催，这才带着醉意一挥而就。写完未加修改，其言辞清新豪迈，司马昭感到非常满意——可见阮籍醉酒是装的，其实早就打好了腹稿。（《晋书·阮籍传》载：会帝让九锡，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籍沈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
为权臣进阶撰写《劝进表》，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附炎趋势，而是彻头彻尾的背主求荣、助纣为虐。曾经以铮铮傲骨闻名于世的一代名士，至此终于沦为权臣弄权的乏走狗。
背负这个永远抹不掉的政治包袱，阮籍在几个月后抑郁而终。他在临终时对儿子的交待，表明他生前的一切都是装的。他说：“你叔叔阮咸已经学我这样，你就不能再这样子了！”（《晋书·阮籍传》载：子浑，字长成，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
竹林七贤里年龄最小的王戎，当年曾经是德行华美的英才少年。十几岁时便与阮籍、嵇康成为忘年之交，一起饮酒、游乐。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在嵇康遇难、阮籍去世之后，他的人生轨迹发生变化，开始追逐仕途经济。（《晋书·王戎传》载：“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
阮咸后来曾任散骑侍郎。山涛认为他清淡寡欲，明辨是非，不会随波逐流，推举他负责选举人才。但是司马炎认为他沉溺于酒，作风虚浮，没有同意。后来出任始平太守，在任上去世。（《晋书·阮咸传》载：山涛举咸典选，曰：“阮咸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武帝以咸耽酒浮虚，遂不用……出补始平太守。以寿终。）
这些曾经以特异人格显耀史册、光芒万丈的名流贤士，一个个地沦为野心家们的帮闲、帮凶和走狗，甚至沉湎于追逐权力，沽名钓誉，大肆捞取，由当初的一抹清流渐沦落为沆瀣一气、同流合污的狐群狗党。
王戎入仕后在权力斗争中不断闪挪腾移，凭着一些小聪明从未站错过队，从未跟错过方向，即使偶有闪失，也总是能够化险为夷。公元302年，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联合讨伐权臣司马冏。王戎时任尚书令，在司马冏向他问计时仓促间说了句正义之言，建议他交出权力，回到封国。眼见这些乱臣贼子根本不理解这番良苦之言，王戎自知“失言”，很快生出一计，佯装药酒发作，上卫生间时一狠心跳入大粪池里。司马冏见他满身污秽，狼狈不堪，也就忘了他刚才的提议。王戎由此逃过一劫。（《晋书·王戎传》载：檄书至，冏谓戎曰：“卿其善为我筹之。”戎曰：“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权崇让，此求安之计。”冏谋臣葛怒曰：“汉魏以来，王公就第，宁有得保妻子乎！议者可斩。”于是百官震悚，戎伪药发堕厕，得不及祸。）
为了保全自己，王戎无所不用其极地抹黑自己、污化自己，拼命让自己变得贪婪吝啬、鲜廉寡耻、不可理喻——在那么骄奢婬逸、竞相比烂的大环境里，要想自保平安，便只能让自己变得更加无耻。王戎年轻时疏财重义，对于父亲生前故吏赠送的百万礼金，他分文不取；担任侍中后，地方官员贿送百丈细布，他婉言拒纳。但是后来开始投机钻营，大肆敛财，各地置办产业，田地遍布天下，财富堆积如山。即使这样，他仍然昼夜不断地打着算盘发愁，总嫌赚钱太少，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抠搜吝啬到令人发指。女儿出嫁时借他几万铜钱，许久没有还。他见女儿就满脸不高兴。女儿赶紧还钱，他这才笑逐颜开；侄儿结婚，他仅送了一件单衣，婚礼之后又把单衣要了回来……（《晋书·王戎传》载：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而又俭啬，不自奉养，天下人谓之膏肓之疾。女适裴頠，贷钱数万，久而未还。女后归宁，戎色不悦，女遽还直，然后乃欢。从子将婚，戎遗其一单衣，婚讫而更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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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国饮者中，山涛是唯一一个酒神级的人物。
山涛和竹林七贤里其他几位截然不同，连酒风都完全不一样。史料记载他的酒量很大，连喝八斗才能醉酒——其实应该是微醺，并没有达到醉的程度。晋武帝司马炎想试探山涛的酒量，就准备了八斗酒——明里是八斗，暗地又多加了些。但是山涛只喝八斗便不再多喝。（《晋书·山涛传》载：涛饮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试之，乃以酒八斗饮涛，而密益其酒，涛极本量而止。）
无论是喝酒还是做官、处世，山涛都有极强的分寸感，既不像嵇康那样与篡逆者完全不合作，没有丝毫妥协迁就，也不像阮籍、王戎那样前倨后恭，因循苟且，又当又立。在那种凶险年代，他选择的处世方式是与时俯仰、和光同尘、主动作为，但又绝不随俗浮沉、同流合污。这使他显得圆润通透，又毫不圆滑世故，而在各种复杂关系里斡旋变通，始终能够恪守底线，不失原则。
山涛的父亲山曜曾担任宛句县令，但是去世较早，（《《晋书·山涛传》载：涛早孤，居贫。）山涛四十多岁才任郡主簿、功曹、上计掾，被举为孝廉，州里辟为河南从事。虽然父子都是魏臣，但是与曹魏中枢的关系较远，不像嵇康、阮籍、王戎他们，父辈都是曹魏要员，在情感上更亲近于故主；从地域和亲缘上说，山涛和不仅司马氏是同乡，而且与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有表亲关系，（他父亲山曜和司马懿之妻张春华是表兄妹。《晋书·山涛传》载：与宣穆后有中表亲。）因此算得上是司马氏集团的圈内人。尽管如此，他在高平陵事变暴发前后仍然作出另外的选择，表现其对曹魏朝廷的忠诚和敬奉。当时，他从司马懿病休中觉察到将有重大变故发生，于是辞官而去。公元249年，司马懿通过政变诛杀曹爽集团后，山涛随即决定隐居，不问时事。（《晋书·山涛传》载：涛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功曹、上计掾。举孝廉，州辟部河南从事。与石鉴共宿……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邪！”投传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隐身不交世务。）
后来眼看曹魏社稷江河日下，司马氏集团完全控制北方政局，改朝换代已经势不可挡，山涛于是决定重新出仕，此后和名臣和逌、钟会、裴秀都很亲近。钟会、裴秀当时明争暗斗，山涛作为朋友以公道平允之心处之，使他们二人各有感悟，而对他没有任何怨恨。（《晋书·山涛传》载：晚与尚书和逌交，又与钟会、裴秀并申款昵。以二人居势争权，涛平心处中，各得其所，而俱无恨焉。迁大将军从事中郎。）
在司马昭确立继嗣时，山涛按照立长立嫡的宗法正统，力推立其嫡长子司马炎。司马炎后来禅代称帝，因此更加敬重山涛。后来有人企图陷害裴秀，山涛厉言正色地加以保护，不合一些权臣之意，出任冀州刺史，加宁远将军。针对冀州风俗鄙薄，无推贤荐才之风，山涛有意选拔隐逸之士，查访贤人，表彰任命了三十多人，这些人都显名于当世。因此他的的政声极佳，受到百姓、士人的普遍仰慕推崇。（《晋书·山涛传》载：涛对曰：“废长立少，违礼不祥。国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于是乃定。太子亲拜谢涛。……时人欲危裴秀，涛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权臣意，出为冀州刺史，加甯远将军。冀州俗薄，无相推毂。涛甄拔隐屈，搜访贤才，旌命三十余人，皆显名当时。人怀慕尚，风俗颇革。）
山涛是个清官，一生清正，不贪不嗔。鬲县县令袁毅性贪而善贿，为了获取政绩大肆贿赂公卿，也送给山涛真丝百斤，山涛不愿拒受而显得与众不同，便收下藏于阁楼。后来袁毅事发，所有受贿者都被揭发，山涛于是取出真丝交给办案人员，丝上积满尘土，封条印章未动。（《晋书· . 山涛传》载：初，陈郡袁毅尝为鬲令，贪浊而赂遗公卿，以求虚誉，亦遗涛丝百斤，涛不欲异于时，受而藏于阁上。后毅事露，槛车送廷尉，凡所以赂皆见推检。涛乃取丝付吏，积年尘埃，印封如初。）山涛去世后，左长史范晷等上奏：“山涛旧宅第仅有房屋十间，子孙多，根本住不下。”皇帝为山涛家建了住宅。（《晋书· . 山涛传》载：左长史范晷等上言：“涛旧第屋十间，子孙不相容。”帝为之立室。）
山涛更是当时难得的醒官，具有高度清醒的政治头脑，能够洞悉时局，预判时代潮流，针对帝国创建后所面临的各种内忧外患，反复向朝廷进谏，试图匡扶修正。
他多次劝谏皇帝要抓紧解决外戚专权的问题，认为其中的隐患太大。司马炎当时也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但是始终没有予以匡正；司马炎在统一后决定解散州、郡武装，在州郡只设几十人到百人不等的将官，山涛和名臣卢钦反复在皇帝面前论证，提出地方武装力量不可废除。司马炎也认为是至理名言，但是未予采纳。后来帝国变乱频出，风雨飘摇，各州郡由于解除武备而束手无策，果然像山涛当年所说的那样。（涛中立于朝，晚值后党专权，不欲任杨氏，多有讽谏，帝虽悟而不能改……吴平之后，帝诏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尝讲武于宣武场，涛时有疾，诏乘步辇从。因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其论甚精。于时咸以涛不学孙、吴，而暗与之合。帝称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宁之后，屡有变难，寇贼猋起，郡国皆以无备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乱，如涛言焉。）
面对内外交困的帝国危局，山涛曾经试图以其一己之力匡正调和。后来意识到自己无力逆转局面，于是三番五次地向朝廷请辞，有几次甚至连续呈递辞呈数十封，为此长期离职，不理职事，因此受到监察官员的弹奏。皇帝亲自出面为他开脱，但是一直不批他的辞呈。（《晋书·山涛传》载：涛心求退，表疏数十上，久乃见听……固辞以老疾，上表陈情。章表数十上，久不摄职，为左丞白褒所奏。帝曰：“涛以病自闻，但不听之耳。使涛坐执铨衡则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问。”……诏曰：“山仆射近日暂出，遂以微苦未还，岂吾侧席之意。其遣丞掾奉诏谕旨，若体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舆车舆还寺舍。”涛辞不获已，乃起视事。）
山涛反复辞职未果，只好重新投入工作，而且在职事上毫不敷衍应付，始终保持勤勤恳恳，矜持不苟。在三国人物中，山涛的形象和影响被严重低估，主要因为他是竹林之游的东道主和召集人，这很容易让人把他和那些纵酒无度、放浪形骸的人物混为一谈。
现在看来，如果没有山涛和嵇康，竹林七贤中的人物其实原本无贤可言，一些人表面上愤世嫉俗、孤标傲世，心里满是功名利禄，当权者只须略施小惠，就会屈意奉迎，沦为帮凶。他们的形象严重拉低了山涛的人格和名节维度。山涛的非凡之处是对此毫不在意，而仍然满腔热忱地推举、帮助他们，甚至在嵇康公开撰文和他断绝关系的情况下，他依然毫不计较，而在嵇康遇害后殷切倍至地照料他的一双儿女。
嵇康之子嵇绍长大后，山涛上奏武帝，说：“按照古代经传教义，父子之间，有罪不相牵连。嵇绍之贤，堪比春秋时期的郤缺，应该予以召命，请求任命为秘书郎。”皇帝听了说：“依你所说，嵇绍之贤完全可以任命为辅丞，秘书郎太小。”于是下诏征用，起步就任命为秘书丞。（《晋书·嵇绍传》载：山涛领选，启武帝曰：“《康诰》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绍贤侔郤缺，宜加旌命，请为秘书郎。”帝谓涛曰：“如卿所言，乃堪为丞何，但郎也。”乃发诏征之，起家为秘书丞。）
嵇绍因为父亲的缘故，不想做官，于是向山涛寻求指点。山涛说我为你的事情考虑了很久，天地四时尚有变化，更何况人世间？不要一味计较过去的事情，应该接受任命。（《世说新语·政事》载：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
作为一生的知己，嵇康也深知山涛的为人，因此在临死前就交待儿子：“不用担心，你山涛伯伯会像生父一样照料你！”（《晋书·山涛传》载：康后坐事，临诛，谓子绍曰：“巨源在，汝不孤矣。”）
作为魏晋史上的神级人物，山涛无论是忠诚尽节、为政理事、交朋处友、料家理业，无论是对故主、对新君、对朋友、对同僚、对新秀、对家庭、对妻子、对儿女，在任何方面的言行作为都几近完美：该做的一丝不苟，该说的言无不尽、该尽的竭尽心力，该守的滴水不漏。
山涛官至司徒，位极人臣，封地广阔，却一生钟爱自己的妻子韩氏，从未纳过一个小妾。（《晋书·山涛传》载： 初，涛布衣家贫。及居荣贵，贞慎俭约，虽爵同千乘,而无嫔媵。）
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不求尽如人意，但愿无愧此心。研读山涛的生平记载，于是想到另外一位圣者的教诲：愿中国人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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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9-22 12:37:23